摘要：为了解非洲猪瘟疫情对基层生猪养殖模式的影响，2020年5—12月，通过实地走访及发放调查问卷方式，对2017—2020年华中地区A县生猪养殖场户、养殖集团公司进行了调查。A县生猪养殖模式主要包括3种，分别是中型规模养殖场、“公司+农户”以及散养户。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3种养殖模式均遭受到一定冲击，但“公司+农户”模式生猪存栏、出栏量下降幅度最小，2017—2019年降幅分别为50.95%、32.98%;疫情稳定后，其生猪复产能力最强，与2019年相比，2020年生猪存栏、出栏快速回升97.68%、38.75%。结果表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具有更强的抗疫病风险能力，值得在我国基层推广。本文为基层生猪生产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参考。
当前，距离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确诊已有3年。在我国农业农村部和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的努力下，疫情已趋缓和，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生猪生产也稳步恢复。为了解基层生猪养殖现状和非洲猪瘟疫情对基层养殖模式的影响，2020年5—12月，以华中地区A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3个乡镇的86个生猪养殖场户和5个养殖集团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分析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养殖模式的影响，以期为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和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提供参考。
1、A县生猪养殖情况
A县是华中地区经济欠发达县。202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县年生产总值42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5.3万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9.8亿元，在全县生产总值中占比为13.97%。A县在2017、2018连续两年被评定为生猪调出大县，并享受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017年生猪存栏48.0万头，其中母猪存栏5.2万头，出栏70.0万头。2018年生猪存栏40.0万头，同比下降16.67%;母猪存栏4.44万头，同比下降14.62%;出栏90.0万头，同比上升28.57%。2019年生猪存栏18.5万头，同比下降53.75%;母猪存栏1.82万头，同比下降59.01%;出栏37.0万头，同比下降58.89%。2020年生猪存栏32万头，同比上升72.97%;母猪存栏4.1万头，同比上升125.27%;出栏45.0万头，同比上升21.62%。
2、A县生猪养殖模式
通过对A县实地走访及发放30份养殖调查问卷，摸清了该县生猪养殖模式。为了便于分析，把A县按3种主要养殖模式进行划分，分别是规模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500头以上、1 000头以下)、“公司+农户”(年出栏商品猪500头以上)、散养户(年出栏商品猪500头以下)。
2.1 3种模式商品猪存栏情况
从表1可见，2017—2020年“公司+农户”模式商品猪存栏量最高，其次是规模养殖场，存栏量最少的是散养户。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3种养殖模式商品猪存栏量都明显下降：2017—2019年规模养殖场存栏量从14.88万头降至4.07万头，降幅为72.65%;“公司+农户”从26.40万头降至12.95万头，降幅为50.95%;散养户从6.72万头降至1.48万头，降幅为77.98%。2019—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司+农户”模式商品猪存栏量增长较快，增长97.68%，而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商品猪存栏增长较慢，分别增长10.07%和29.73%。此外，3种养殖模式中，“公司+农户”商品猪存栏量占比逐年上升，2020年时占该县生猪存栏总量的80%，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生猪存栏逐年下降，尤其是散养户降至仅6%。
2.2 3种模式商品猪出栏情况
从表2可见，2017—2020年“公司+农户”模式商品猪出栏量最高，其次是规模养殖场，散养户最低。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生猪出栏加速，2018年底3种养殖模式商品猪出栏量达到高峰，2019年出栏量开始下降，其中：规模养殖场从25.20万头降至7.77万头，降幅为69.17%;“公司+农户”从54.90万头降至26.27万头，降幅为52.15%;散养户从9.90万头降至2.96万头，降幅为70.10%。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司+农户”商品猪出栏量开始快速增长，而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出栏量仍微幅下降。此外，与存栏量趋势一致，3种养殖模式中，“公司+农户”商品猪出栏量占比逐年上升，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逐年下降。
3、讨论
3.1 规模养殖场
该县规模养殖场以自繁自养、独立经营为主，为中型规模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500头以上，1 000头以下。由于该县规模养殖场大多融资能力低，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生产管理落后，生物安全防控力量薄弱，因此该模式相较于“公司+农户”处于劣势，在3种主要模式中处于中间位置。2018年规模养殖场商品猪存栏11.20万头，出栏25.20万头，2019—2020年每年生猪存栏、出栏量均迅速下降至2018年的1/3左右。推测原因可能为，2018年下半年多数养殖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先是加速生猪出栏，然后因养殖技术较为落后、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较差，导致养殖场养殖信心和补栏意愿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环保压力使养猪从业投入增高，疫情后仔猪价格大幅上涨，动物疫病防控费用支出增加，导致养殖场资金链断裂，上述因素造成生猪生产大幅下滑。2019—2020年，虽然生猪复产增养加快恢复，但仍有一部分养殖场处于空栏状态。
3.2 散养户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前的2017—2018年散养户商品猪出栏分别为9.80、9.90万头，在A县年出栏商品猪中占比较低。散养户大多资金匮乏，无法购买昂贵的生物安全设备，也未经科学系统的学习，文化水平较低，防控意识极其薄弱，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的2019—2020年生猪出栏量分别降至2.96、2.25万头。另外，问卷调查发现，散养户受自身文化程度偏低限制，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生物安全和风险评估等问题多数无法回答，也从侧面说明了散养户对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抗风险能力差。加之疫情对养殖信心和补栏意愿的严重打击，散养户产生了对非洲猪瘟的恐惧心理。此外环保压力增加，养猪从业门槛提高，疫情后仔猪价格上涨和疫病防控费用支出的增加，均提高了养殖成本投入。同时猪周期价格波动带来养猪收入的不确定风险等也制约了散养户生猪生产。
3.3 “公司+农户”
当前，“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农户养殖为主，其出栏商品猪在“公司+农户”中约占98%。养殖集团公司(业务涵盖种猪育种、饲料销售、生猪屠宰)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约定双方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模式里，公司负责猪苗、饲料、疫苗、药品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养殖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农户负责肉猪养殖，并提供养殖场地设施，自身承担水电费用。按照建设标准，一个养殖大棚一批可以饲养生猪600头左右，与公司合作的多数是拥有2个大棚的夫妻农户。
另一种模式是以公司养殖为主，其出栏商品猪在“公司+农户”中约占2%。该模式下，养殖集团公司租用农户已有养殖大棚，或者与农户签订租地合同，投资自建养殖场，自繁自养。养殖场分种猪育种场和育肥场，饲养员由公司统一雇佣，按照公司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全封闭养殖管理。经过非洲猪瘟疫情，目前A县该养殖模式正在改、扩建中，多数尚未开始生猪生产。
自2013年以来，“公司+农户”模式在A县逐渐发展壮大。2020年，“公司+农户”商品猪存栏约占A县商品猪存栏总量的80%，出栏量约占81%，表明该养殖模式在A县具有强势主导地位。2018年以来，该模式虽然也受到了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但由于养殖集团公司融资能力强，生猪养殖技术先进，生猪生产恢复较快。问卷调查发现，“公司+农户”模式下的相关人员对非洲猪瘟防控知识掌握较好。据调查，至2020年底，A县总体仔猪存栏量已达2017年正常水平。该模式的生猪生产恢复较快，主要有以下优势：
农户养殖风险小 根据签订的合同，特殊情况下的疫情风险主要由公司承担，为降低农户损失，养殖集团公司还承担疫情期间养殖产生的水电费、人工费等。所以假如遭遇非洲猪瘟疫情，农户也能承受其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是“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较小，生产恢复较快的主要原因。另外，养殖集团公司为农户提供了较先进的技术支持，降低了生猪发病率，从而降低了养殖风险。
农户投资成本少，解决了资金难题 与养殖集团公司合作，农户只需向公司交纳少量保证金，猪苗、饲料、兽药等都由公司提供，因而大大降低了农户养殖成本。此外，目前该模式已被A县银行认可，可用大棚做抵押，从而解决了贷款难题，便于扩大再生产。
公司融资能力较强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公司+农户”模式同样遭受损失且养殖成本增加，遇到了资金难题。但养殖集团公司能够通过上市、银行抵押贷款等多渠道筹集资金，从而保障生猪生产迅速恢复。
公司养殖技术先进 养殖集团公司拥有现代化养猪工艺、流程、技术与设备，以及完备的洗消间、保育猪舍、育肥猪舍、仓储、实验室、检验检疫配套用房等设施，更符合科学养殖要求。饲料自动传送系统、自动饲喂系统、自动刮粪系统等有效降低了疫病传播风险。尤其是“公司+农户”模式中以公司养殖为主的，通过公司投资自建养殖场、自繁自养，饲养员由公司统一雇佣，实行全封闭养殖管理，饲养员吃住全在养殖场，一切生活用品由公司消毒后配送，减少了猪场与外界接触，有效切断了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传播。这些技术优势坚定了公司和养殖户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信心，打消了养殖顾虑。
符合环保要求 “公司+农户”模式中，在养殖大棚外围安装有除臭装置，经过过滤，避免向外围空气排放臭味;粪污处理设备将生猪生产带来的废弃物化废为宝，生产沼气、有机肥，发展循环农业。这一优势也符合农业农村部倡导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便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兽药残留、违禁药物添加、泔水饲喂、病死猪肉流向餐桌等的监管一直是个难题。“公司+农户”模式在饲料、饲养、屠宰、加工、冷链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营模式上优势明显，通过生猪生产等环节完善的管理系统软件，使得养殖档案系统保存完整，每头生猪去向可追溯，监控视频可随时调取，便于基层畜牧兽医部门对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管。
符合国家脱贫攻坚政策 “公司+农户”模式与扶贫项目挂钩，由政府牵头，整合扶贫资金，引导成立农业种养合作社，通过“政府+养殖集团公司+银行+农民合作组织”组合，政府完成了脱贫任务，养殖集团公司扩大了生产，贫困户家门口就业实现了就地脱贫。
4、结论
非洲猪瘟疫情对该县3种生猪养殖模式均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公司+农户”生猪养殖模式具有抗风险能力强、养殖技术先进、农户投资成本低等优势，其受疫情影响最小，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建议在基层探索推广这种“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以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