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人土法养洋猪。 ”这就是江西省高安市养猪行业协会会长熊凌，对目前国内农户分散养殖状况的概括。
他更多地看到了散养户的状况，并据此作出判断 ——养猪将后继无人。
据熊凌观察，农村的年轻一代，没有人从事农业。政府想有作为，但难有作为。别的不说，光是瘫痪了十几年的基层兽医体系，重新收拾起来就很难。 “畜禽专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很多都去卖饲料、卖疫苗。跟养猪相比，这个利润高，而且没有风险。 ”养猪技术的更新与推广，基本上靠这些商业行为，与之相比，政府一两百亿补贴给养猪的财政投入，没有多少落到养猪户手中。
中国是养猪大国，但不是养猪强国。几十年来国内的生猪总量增加很多，但养殖状况一直停留在无序、自发、原生态的状态下。截至目前，农户散养在中国生猪供应总量中，还是占据 65%。养猪人基本没受过系统的训练，教育、资金缺乏，猪栏也很难按照标准设计，基本上是沿袭传统模式，勉强挡个风雨；买饲料是看广告、靠感觉、跟风走。
作为一个长期接触基层养猪实践的观察者，熊凌认为：养殖需要适合的品种、适合的规模、适合的模式。品种是由市场和消费者的饮食文化来决定的，规模由土地的承载量来决定，模式由经济、技术等因素综合来决定。在欧美一些国家，养猪不但需要向政府申请资格，需要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还要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符合环境、生态和排污标准，生产基本是订单式的，饲料、兽药等原料都有相关的外包协作。
中国传统方法养殖的土猪，具有自身的品种优越性，抗病性能好，病害危险低，肉质也属上佳。但是，农户只能卖猪而不能卖肉，定点屠宰使屠宰成为垄断行业，根本不需要竞争，也就无法实现价格的分级。于是， “土猪做不到优质优价，已经几乎被猪农淘汰。 ”而我们为了追求产量、生长速度引进了洋猪种， “这就好比让城市的小孩到农村去，结果是门不当户不对，方方面面都不适应。 ”
熊凌认为， 90年代中期在国内普及开来的 “洋品种 ”，更适合标准化、规模化的猪场，不适合中国传统的家庭散养模式。这就形成国内养猪业的一个局面： “管理好的养殖肯定是准监狱（封闭式）的养殖场，严格控制与外界的接触。 ”《粮油市场报》信息中心的一篇述评也提到： “实际上，防范疫病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改变养殖方式。 ”
从 2006年的疫病到 2007年的市场异动，散户和洋猪联姻的隐患已经显现出来。行业专家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在成本、疫病、技术等因素下，众多散养户知难而退，生猪养殖向规模猪场集中。熊凌强调：在屠宰还不能放开、土猪无法实现优质优价的情况下，生猪向规模猪场集中恐怕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
但是如此一来，种养分开的弊端就更加显著。猪粪污染湖泊江河，同时农田却大量靠化肥、缺乏有机肥，土地板结、土壤流失，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原本顺其自然的生态体系被人为地割裂开。而猪粪肥田、种养结合、立体循环，恰恰是中国几千年农业史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我认为，散养农户的一条出路是抛弃传统的单打独斗方式，联合成为合作组织，发扬传统养殖模式和品种的优势，创立品牌，逐渐争取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从而实现优质优价。我们已经做了太多急功近利的事，如果养猪时给猪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急功近利，猪也会给我们更高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