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经历了养殖场数量的急剧减少；养殖场规模的迅速扩张；规模化进程相对减速，场均存栏量趋于稳定，但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存栏比重仍在稳步上升。本文进行深度分析。
行业洗牌——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三步走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正式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此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快速推进。在此期间，生猪养殖场数量锐减近90%，由70年代末的65万家减少到现阶段的7万家左右。行业规模化持续推进，具体表现为：（1）行业整体产能提高近22%，生猪年总出栏量增加35%，由8000多万头提升到1亿多头；（2）场均存栏量增长近10倍，由70年代末的95头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900多头；（3）猪场经营效率显著改善，1975年至2009年，美国平均PSY由9.75头提升到19.05头，增长95%。（4）随着合同生产方式的推广，生猪养殖场运营也逐渐专业化，繁育一体化猪场在1992至2004年间占比由66%快速下降到18%，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种猪培育农场、仔猪喂养场及肥育猪场。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主要特征是养殖场数量的急剧减少；
第二阶段位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期间存栏量超过5000头的大型养殖场开始涌现，主要特征在于养殖场规模的迅速扩张；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规模化进程相对减速，场均存栏量趋于稳定，但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存栏比重仍在稳步上升。
阶段一：散户养殖大幅退出，猪场总量快速瘦身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进程正式启动并快速推进，主要表现为生猪养殖场数量急剧减少。
小散逐步退出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生猪养殖场家数接近65万，且生猪存栏量100头以下的小型猪场占比达78%。而到1989年养殖场总量减少至30万左右，降幅达50%以上，存栏量在100头以下的小猪场由50万下降到20万左右，占比也逐渐降至66%。小型猪场（生猪存栏量100头以下）选择退出主要源于：（1）小型养殖场因不具备成本优势且无法保证产品品质而难以适应行业整合；（2）80年代之前美国的牲畜养殖补贴政策按照生产面积支付，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小型猪场难享国家优惠，生存艰难。小散的退出为规模化养殖场腾出了空间，加之国家政策的支持，生猪养殖规模化加速发展，存栏量500头以上的养殖场数量此期间增加近12%（1977-1989年）。
规模养殖初步昭显
由于大量小型家庭农场养殖户的退出，美国生猪存栏总量在80年代经历了大幅下滑，存栏总量减少至历史最低点约5100万头，降幅达24%。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养殖场数量的快速下降，规模化的养殖场受资金、技术等高壁垒条件限制难以迅速填补这部分空白。但该阶段规模化养殖的苗头初步彰显，场均存栏由87头左右显著提升近150头，增长近2倍。
阶段二：猪场存量继续下降，养殖规模持续扩张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在猪场存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场均养殖规模的迅速扩张，大型和超大型养殖场开始涌现。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生猪存栏总量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该阶段养猪场数量快速减少，由1989年的30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8.6万户，降幅近70%。但养殖场规模的迅速扩张有效弥补了退出者留下的市场空白，尤其在1995年以后场均存栏量快速爬升。1986年场均生猪存栏在150头左右，到2000年上升至近700头，增幅达413%。与此同时，生猪存栏量1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在1986年开始大量产生，总量近8000家左右，到2000年增至近12000家，增幅50%。1996年开始出现出栏量在50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数量在1400家左右，到2000年达到2000多家，四年内增幅45%。
从不同规模养殖场的出栏量占比来看，1988年出栏量1000头以下的养殖场占总出栏的32%，而出栏量在50000头以上的占比只有7%。到2010年，规模在1000头以下的养殖场出栏量占比下降到2%左右，相应的出栏量在500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出栏量占比上升到51%。生猪养殖场能够进行快速规模扩张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小散退出释放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因为规模化养殖在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供给稳定及产品品质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契合了行业整合需要。
技术革新助推养殖效率提升
生猪养殖方面的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实践是推进美国养殖业规模化变革、提高猪场养殖效率的主要原因。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诸如遗传基因学、营养学、喂养设备改进、医药服务、组织管理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技术提升和应用推广。例如人工授精技术的采用可以有效提升猪群的基因潜力及种猪的受孕率，1990年该技术仅在7%的养猪场应用，到200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23%，2006年达到40%。从另一角度看，大规模的养殖场尤其是育繁一体化的大型养殖场对于先进技术的引进采用更为普遍。使用人工授精的养殖场数量2009年占比为20%，但这些猪场的生猪出栏量占比达到84%。其他技术的应用在猪场层面比重一般都低于50%，但其出栏量占全国出栏总量的比重大都在65%以上。
技术的革新与实践促进猪场经营效率的不断提高。PSY（母猪头均年产仔数）提升了一倍，由70年代的10头左右增加到20头；同时窝均产仔数由1974年的7只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8.8只左右，产仔效率提高26%。生猪出栏体重也出现明显提高，由之前的245磅上升到270磅左右。这主要得益于规模化的养殖场更加注重繁殖、育肥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成本效益，以获取竞争优势。
专业化养殖成行业主流模式
生猪养殖规模化的不断推进也带来了养殖场的专业化发展。美国传统的养殖场大都属于育繁一体化模式，从种猪繁殖到育肥猪出栏全程参与。规模化的养殖场更多依据生猪的成长周期实行专业分工，不同养殖环节独立经营。根据生猪的生长周期，生猪饲养可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繁殖（Farrow）--仔猪哺育（Feeding）--育肥猪饲养（Finish），并依此设立专业的种猪选育场、仔猪哺育场及育肥猪饲养场。第1阶段繁殖，专门的种猪场致力于种猪选育及仔猪繁殖；第2阶段仔猪哺育，仔猪哺育场所提供专门的哺育设施、专业化的饲料和人工照料，经过8~10周的时间，猪仔的体重达到40-60磅后将其转移至育肥猪场；最后，育肥猪养殖场主要负责生猪饲养至出栏标准，育肥过程采用专业的饲料配方和科学养殖技术。养殖场的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养殖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疫病的防控。
育繁一体化的生猪养殖场在1992年占比60%以上。随着猪场规模化程度的提高，专业化的养殖方式也不断推广。到2004年，专门的育肥猪场数量已到达80%左右，而传统的育繁一体化猪场数量下降到不足20%。
相比于自繁自养农场，专业的育肥农场在饲料、人工及生产成本等方面效率更高，成本消耗更低。饲料消耗是生猪养殖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的育肥场在先进的喂养技术支撑下，其饲料系数相比于自繁自养农场要高出1.65倍。同时受益于规模经济效益及专业饲养人员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猪场在人工效率方面要高出育繁一体化猪场近4倍，总的生产成本可减少37%。
阶段三：规模化步入深水区
进入21世纪，美国规模化相对减速：生猪养殖场数量稳中微降，生猪总存栏量及场均存栏趋于稳定；但在结构上，大型养殖场的数量和存栏占比仍处于稳步上升状态。规模化后的美国生猪存栏总量维持在6000万头左右，整体波动幅度不超过10%。近几年来，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似乎已接近天花板，生猪场均存栏量在920头附近徘徊。同时从生猪养殖场的数量来看，由8.6万户缓慢减少到7万户左右。但从结构上来看，存栏在2000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数量占比进一步上升，由2000年10%增加到16%。存栏结构上，变化比较显著的表现在年末存栏超过5000头的超大型养殖场，这类养殖场数量由2000年的2000家左右增加到2009年近3000家，年末存栏量占美国国内存栏总量的比重也处于稳步上升状态，由2002年的53%增加到2009年的62%。
产业链自下而上压力逆施，规模化养殖势在必行
我们认为，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根本驱动因素在于下游。为顺应下游终端零售商的规模扩张，屠宰加工企业的整合加速，中游加工业开始通过合同生产方式向大型养殖场协议采购或自行纵向一体化扩张，最终倒逼上游生猪养殖规模化。
屠宰加工企业整合为生猪养殖规模化提供驱动
除具备技术进步、土地资源丰富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外，中下游屠宰加工企业及零售企业前期的横向整合规模化进程的主要助推因素。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是伴随着中游屠宰加工企业的并购整合实现的。二十世纪60年代，技术的发展、激烈的竞争环境推动了美国屠宰加工厂的并购浪潮，屠宰企业数量急剧下降，幸存下来的成为掌控行业命脉的超级龙头。20世纪之前的美国养殖业在谢尔曼反垄断法案等联邦法案的支撑下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1960s由于IBP的崛起及其引发的集约化作业生产线系统在屠宰加工厂的推广导致竞争局面再次被打破。新的生产方式使得产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得到降低，而那些无法适应变革的小企业和成本高居不下的大企业或退出，或被并购，开始逐渐消亡。
自十九世纪80年代至今，屠宰加工厂的数量下降了56%，以屠宰规模在100头以下的小型加工厂退出为主，降幅达58%。另一方面，屠宰加工厂的平均规模及屠宰加工能力却大幅扩张，1981年总屠宰量在8700万头左右，到2011年上市到1亿多头，扩张近26%；厂均屠宰量增长近3倍，由6万多头上升到18万头左右，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从生猪屠宰厂的结构来看，1981年屠宰量在100万头以上的加工厂生猪屠宰量占比在60%左右，这些加工厂在存量规模上持续扩张，到2011年数量由38家下降到27家，但屠宰量占比上升至90%。大型的屠宰加工厂一般由行业寡头所拥有，到2010年以Smithfield为首的前四大屠宰加工企业占领了国内猪肉屠宰加工领域近70%的市场份额，屠宰加工领域显现出极高的市场集中度。
在屠宰加工企业加速整合的背后是下游终端零售商快速的规模扩张，猪肉零售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前四大零售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份额在16%左右，到2009年这一数据已经超过50%，行业前二十的零售商囊括了近82%的猪肉销售市场。大规模的零售商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并且出于品质保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他们更倾向于向大型的屠宰加工企业采购，这进一步倒逼加工型企业的整合。
生猪养殖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为规模化养殖形成支撑
经受行业大整合洗礼而不断壮大起来的屠宰加工龙头企业为了保持成本优势，并且保证生猪采购的货源稳定性和高品质，开始通过合同生产方式向大型养殖场协议采购或自行纵向一体化扩张。独立的小型养殖场因成本劣势、技术落后等原因无法得到大型采购企业的青睐而逐渐退出或被并购。
合同生产方式--牵线搭桥，纵向协作
在产业的纵向协作下，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场之间的采购交易都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进行，原来的公开市场交易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合同生产在1960s由Murphy Farms首次提出，随后Tyson Foods等公司将之付诸实践，主要分为两种：生产合同（production contracts）和预订协议（advanced marketing agreements）。
合同生产模式的出现及快速推广主要源于该模式在大规模生猪养殖时代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一方面，生猪养殖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量大。一般的独立养殖户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资金来源，养殖规模难以做大。而在合同生产方式下，大型屠宰加工企业能够为与其合作的养殖场提供担保及管理服务、猪仔、兽医服务和其他投入，降低了规模化养殖的门槛。另一方面，当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快速增加时，所承受的市场风险也就越大。在合同生产模式下，养殖者收到的是固定回报和生产奖励，实行定向定量的生产，市场风险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屠宰加工企业身上，从而降低了养殖户承担的风险。
同时，合同生产也很好地满足了采购方的需求。养殖者按照合同要求定制生产，生猪供给在品质、数量、时间、地点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有效保证，产业链效率大大提高。
从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猪场规模分布可以看到，合同生产更有利于大型猪场的建立和规模化的生猪养殖。在独立的家庭农场养殖中，近70%的猪场都属于小规模猪场，而在合同生产方式下的养殖场不存在小型规模，都处于工业规模以上（注：美国存栏量在500-1000头的猪场大致归为工业规模）。
随着行业整合的推进，通过合同采购或出售的生猪场均出栏量也处于快速提升阶段，其背后是养殖规模化的相辅相成。合同生产方式下的场均出栏量从1992年到2004年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提升近三倍，而通过其他方式交易的养猪场，场均出栏量增长较为缓慢。与此同时，合同生产方式也得到快速推广，从1970年到1999年近三十年时间，美国生猪养殖行业合同生产方式下的出栏比例由2%左右上升到60%，而独立养殖模式下降到不足40%。
从总体上来看，养殖户依照合同进行生猪生产的比例以及公司通过提供合同进行生猪采购的比例不断上升。到2006年有20%的仔猪哺育农场和46%的育肥农场依照合同进行生产，而中下游屠宰加工企业接近70%通过提供合同进行生猪采购。
从结构上来看，出栏量在50万以上的养殖场是合同生产方式的主导者而公司也更倾向于向这类大型养殖场提供合同。1997到2006年十年间出栏量在50万以上的农场采用合同生产方式的比例由16%上升到25%，而与这类养殖场采取合同生产方式合作的公司比例由22%上升到40%。与此同时，出栏量在5万头以下的上述两项指标都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前者在5%左右，后者维持在10%左右。
公司自行一体化--量小体大，不容忽视
在行业的垂直整合中，除了合同生产方式的应用和推广外，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同时也通过向上游或下游延伸扩张而进入生猪养殖领域，实践自行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公司内部的垂直整合有助于减少运输成本，有利于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供给管理、供应链价差管理，减少现货市场的波动，也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纳与运用等。但这种企业通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一特点限制了这种组织形式企业的发展。纵向一体化经营的养殖企业数量虽在少数，但其产业集中度很高。2010年，美国前十二大养猪企业拥有的产能占全美国母猪产能近42%。
美国前十二大养殖企业中大都由大型屠宰加工企业通过向上游扩张进入养殖领域，如Smithfield Foods、Triumph Foods、Seaboard Foods等；或由龙头饲料生产商向下游延伸而实现一体化经营，如Cargill，Tyson Foods。这些大型龙头企业利用自身资金、技术优势，能够快速有效地发展大型养殖场，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自身对生猪屠宰加工需求的供给，另一方面也拓宽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提升了规模效益。
从美国生猪销售的方式来看，公开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出栏量在万头以下的中小型养殖场。而出栏量在5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主要采用协议合约的方式出售，而出栏量在50万头以上的超大型养猪场42%为经营一体化的屠宰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所有，生猪出栏主要用于自身屠宰加工。
见微知著--从Smithfield Foods看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变革
我们认为，Smithfield Foods的成长历程即是中下游企业加速整合趋势下推动美国生猪规模化变革的一个缩影。而其也从微观层面印证了生猪产业链自下而上压力逆施驱动了上游养殖业的规模化。
Smithfield Foods的成长历程
Smithfield成立于1936年，最初为一家食品公司，而之后一系列的横向并购及垂直整合使其由简单的小食品公司发展壮大成为美国生猪产业领头羊。目前公司为全美最大的生猪养殖、猪肉加工与销售企业，拥有超过30%的猪肉屠宰加工市场份额。在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行业整合浪潮中，Smithfield是当之无愧的赢家。Smithfield Foods是通过一系列并购活动发展壮大起来的，横向规模扩张最终引导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成为以Smithfield为首的美国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美国生猪产业也在此推动下实现了整个行业的规模化整合。
Smithfield Foods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引领行业潮流
Smithfield规模领先、产业链完整、品牌强大。公司自1981 年起公司通过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进军上游生猪养殖环节，逐步形成"种猪繁育→仔猪繁殖→生猪饲养→屠宰加工→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Smithfield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和猪肉制品供应商。其旗下的生猪养殖企业及合同生产养殖场可满足中下游猪肉屠宰加工厂近70%的生猪需求量，极大地保证了货源的稳定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及纵向一体化的推进，除了采用合同生产方式外，公司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养殖场。公司在1992年打造Brown，专注于生猪繁育和养殖。1999年公司收购Carroll Foods，不久后又于2000年并购Murphy Farms，分别收获了两家34.5和18万头母猪产能。整合后的Murphy-Brown使得Smithfield Foods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
在一系列垂直整合的推动下，公司的母猪存栏量及生猪出栏量都实现了显著提升，生猪出栏量由2000年的750万头左右提升到近2000万头，近年来母猪存栏也稳定在100万头的水平。进入2010年由于亚洲等地H1N1、猪丹毒及猪肺病等疫情爆发，生猪及猪肉出口受到影响，母猪存栏及生猪出栏量有所下降。截至2011 年，公司生猪养殖部门共有存栏母猪82.7 万头，出栏生猪1640 万头；猪肉加工部门拥有40个屠宰加工厂，日均屠宰产能11万头/日，2011 年度共屠宰加工2730 万头生猪；自有核心肉类品牌12个。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Smithfield盈利状况呈上升趋势，但有较明显的波动，尤其是生猪养殖部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规模化的养殖并没有完全打破周期性梦魇，但不同的是短期因素如疫情爆发、季节性旺盛需求成为加剧价格波动、决定盈亏深浅的主要因素。从公司的盈利结构来看，利润增长重心逐渐由养殖部门转移到加工部门。主要原因是生猪养殖部门受猪价波动影响更大，利润状况起伏不定。而中下游生加工零售环节表现的更为稳定，这主要得益于规模化的养殖场保证了中下游加工零售环节原材料供给的稳定性和采购的低成本优势。
当猪周期遇上规模化--抑制容易，消除不易
美国生猪价格历史演绎：从波动加剧到逐步弱化
探寻生猪价格历史轨迹
历史上的美国生猪价格波动明显，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生猪养殖业经历了规模化变革，生猪价格运行在基本供需关系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一系列事件因素的扰动。从规模化进程伊始至今，美国生猪价格经历了五个较为完整的周期性变动，周期长度先拉长后缩短，进而逐渐模糊化；价格波动幅度也经历了波动加剧到逐步弱化的过程。而导致美国生猪历史价格从波动加剧向逐步弱化演绎的根本驱动因素即在于规模化。
生猪养殖规模化之利--渐行渐远的美国猪周期
在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中猪价呈现出三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规模化进程初期，生猪价格存在清晰的周期性波动，波峰波谷交替出现； 第二阶段：规模化进程进入加速期，猪周期愈加明显，猪价波动幅度加大。第三阶段：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周期性现象日渐模糊，但并非完全消除价格波动，生猪价格仍存在小幅度但较为频繁的上下跳动包括季节性波动。我们认为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对生猪市场的作用也会发生改变，前期可能会加剧价格波动，但在整体趋势上对平抑猪价波动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规模化养殖对控制产能波动具有重要作用。
规模化初期猪价周期波动明了清晰
规模化初期，美国生猪养殖主要以独立散户的农场养殖为主，生猪交易大都采用公开市场的现货交易。这一时期的猪肉价格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受外界干扰较少，生猪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的"蛛网效应"成为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生猪存出栏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养殖户根据当前市场价格安排产能，容易产生跟风现象，生产决策往往滞后于市场真实的供需状况。
快速推进阶段猪价周期性演绎方兴未艾
这一阶段的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更为显著，且更为反复。这主要是因为规模化进程加快，市场整合加剧导致波动加大。
规模化深水期生猪价格企稳但波动并未消弭
规模化深水期，基本为后规模化时代，生猪价格波动减小，周期性现象也日渐模糊。这一时期的波动大多源于季节性因素和偶然性的疫情干扰。总结为：在规模化深水期，猪周期演绎由供给变化加剧导致的价格波动大周期调整为因季节性需求以及疫病因素波动而演绎的价格变动小周期。
生猪养殖规模化对生猪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供给端。相比于终端消费市场猪肉价格的波动，生猪价格表现更为平稳。
规模化养殖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散户养殖决策滞后的问题，定量定产，市场供给稳定，供需关系也能得到及时的调整。相比于前期的生猪存出栏变动，后期更为稳定。在合同生产方式下，以销定产的养殖理念使得生猪价格上升时产能无法过分扩张，价格下降时也不会导致产能的过分收缩，避免了过于失调的供需关系出现。我们认为在规模化变革深水期，生猪价格的波动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及偶发疫情干扰。
追根溯源--能繁母猪产能波动对猪价的拉动效应
我们的观点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归根结底源于产能的波动，即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波动。能繁母猪（farrowing sows）当期存栏量一般意义上决定了8-9个月后市场生猪供应量，进而影响8-9个月后的生猪价格。我们将美国生猪养殖近三十年的历程细分成三段进行拟合分析，发现规模化养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产能的波动幅度，而供给的波动幅度变小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生猪价格波动。产能变动能否对生猪价格形成趋势性的拉动效应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能繁母猪存栏变动的速度；二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增加或下降的幅度。前者决定了猪价反转所需要的时间区间，而后者决定了猪价形成反转的时点。通过对美国生猪价格与8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拟合分析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个月前的母猪存栏高峰对应当前生猪价格低点，表明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给过剩是影响生猪价格走向的主因。但我们同时发现，数据拟合中并不是每次能繁母猪的存栏变动都与生猪价格走向存在合理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有三个原因所导致：一是有些时候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动幅度及速度不足以对价格形成趋势性的影响；二是母猪存栏结构差异导致实际产能情况与拟合情形存在误差；三是需求端变动及偶发性因素对生猪价格造成的短期不规律波动。所以剔除季节性和偶发性的短期变动，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大变动都会引起生猪价格的趋势性反转。1980-1990年：该时间段内生猪价格主要有两波趋势性的上扬和回落。第一波从1982年1月-1984年1月：1982年1月到10月，猪价由42.03美分/磅涨到63.48美分/磅，与此对应的8个月前的母猪存栏量由275万头减少到198万，季度复合增速为-10.42%，降幅达到28.11%；随后到1984年1月价格逐渐回落至44.02美分/磅，主要因为母猪存栏增加，复合增速为6.92%，增幅为39.71%。第二波是1987年10月至1990年10月间：从87年10月到89年1月剔除年末季节性小高峰变动外，母猪存栏整体趋势上由250万头增加到330万头，季度环比复合增速为5.67%，增幅为31.76%，价格随之从65.36美分/磅降到39.29美分/磅；之后产能逐渐淘汰，存栏量回落至260万头，降幅为21.26%，价格随之拉升至65.71美分/磅。除此之外，更多情况猪价随产能短期调整而呈小幅波动状态。
1991-2000年：该时间段内特别是1991-1994年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都变现为季节性的小幅变动，整体上维持稳定水平，生猪价格也较为稳定，这主要由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生猪价格较为显著的趋势性变动表现在以下三段：1995年1月-1996年7月，由于母猪存栏量整体下滑，复合增速为-3.05%，降幅达到16.94%，生猪价格应声而上，由39.70美分/磅上升到62美分左右；此后在高位短暂维持后，从97年四月到99年4月，母猪存栏逐渐增加，幅度为15.62%，价格开始回落。
2001-2012年：进入21世纪，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合同生产方式下的母猪存栏量在长期内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变异系数仅为0.03。该时段生猪价格变动除了受供给端产能变动影响外更多的受需求端牵制，如季节性旺盛需求、出口量变动及疫情状况。例如2008年上半年行情下跌主要是因为受国内经济危机影响，居民的猪肉需求下降。较为显著的价格趋势性上涨是在09年下半年至2011年，该阶段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10.47%，复合增速为-1.38%。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消费复苏及国外出口市场恢复，生猪价格持续反弹。但在该区间由于2009下半年亚洲爆发H1N1疫情，导致美猪肉出口量锐减，国内供给过剩加重，市场行情短暂向下，由于产能一直处于淘汰状态，并未改变价格向上走势。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变革的确起到了抑制产能波动的作用。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周期内的产能复合增速由两位数降到5%以下，波动幅度也由最初的30%以上下降为10%左右，多数情况下更低，在3%左右。
生猪养殖规模化之殇--日益拉大的价格剪刀差
在合约生产方式下，生猪的交易价格按照合同价格进行交割，合同价格依据现货市场价格调整。这种模式导致养殖场处于区域性的封闭市场，无法掌控公开市场价格行情，而大型屠宰加工企业等买方力量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随着买方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大型养殖场不得不与特定买方力量绑定，导致买方垄断的形成。买方垄断极大地损害了养殖场利益：1、合约双方权利不对等。由于农户数量远远多于买方，某一地理区域的买方甚至是唯一的，导致大多数生产合约都是单边合约，养殖场只得接受很低的收购价格。2、合约极大地妨碍了市场透明度。由于合约条款的保密性，农户无法获知其他合约信息，但屠宰加工企业却了如指掌。3、合约执行困难。农户不敢轻易违背合同，因为很难找到下家，但采购方占据优势地位，可能不会严格执行合同。4、合同生产成为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新进入者无法取得贷款，而生猪养殖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权利不平等的买卖关系下，生猪真实出场价整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养殖户利润空间被挤压。而另一方面，生猪价格的波动性不断减小，市场行情更为稳定。
生猪养殖规模化带来养殖模式的转变，封闭市场的合同生产交易方式更多地取代了公开市场交易。从1994年到2009年，公开市场交易量由60%以上下降到不足10%。生猪的出场价与猪肉零售价之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近年来逐渐趋于平稳，这一方面表明相对于终端市场，生猪养殖领域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规模化的确对价格的波动起到了抑制作用。
同时，生猪养殖行业的整合导致产业链两端的价差不断拉大。终端零售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生猪出场价,这也是因为下游买方垄断的存在。过于集中的零售商在猪肉采购上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屠宰加工企业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转而降成本转移到源头养殖场，不断压低收购价格。而这种权利的获得是由于规模化养殖模式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