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养萎缩是养牛下滑的主因
随着劳动力转移、养牛效益下滑，占养牛主要成分的散养户的消失是此轮养牛业滑坡的主要原因。牛是单胎性哺乳动物，受孕率为80%左右，一般情况下一头母牛每年只能产一胎，生产犊牛一头。同时一头牛价值3000元左右，投入成本较大，消耗饲草量也较大。一头黄牛从受孕到出栏一般需要两年半左右的时间，见效慢，农民不愿养牛。安徽省亳州市黄牛主要靠农户散养，85%以上的农户养牛。2000年末，黄牛存栏量121万头。但近3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务工来钱比养牛容易得多，农户不再养牛。而留守老人养牛缺乏技术和服务保障，甚至无法抵挡偷牛行为，农户不能养牛。
有专家对安徽、山东肉牛主产区的四个县市的调查表明，肉牛育肥户每出栏一头肉牛可获得纯收益692.87元，若不考虑自家养牛劳动报酬，则每出栏一头肉牛获得纯收益821.78元；而繁育户若不考虑自家养牛劳动报酬，每出栏一头肉牛获得纯收益310元。也就是养一头牛两年半的时间收入1000多元。这种收益状况显然不能吸引劳动力留下来养牛。
要发展规模养殖需要资金保障。肉牛养殖一次性投资大，饲养周期长，占用流动资金多，承担的市场风险大。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存栏20头的养殖户，仅购入架子牛投入就需6万元~7万元，再加上饲料费用、棚圈折旧以及其他固定费用，至少需要投入资金8万元，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农户来说根本无法承受。由于养殖业风险大，农村信用社一般不会贷款给农户养牛。没有资金的支持，农户就没有发展生产的可能。
鼓励规模养殖政府要有作为
养牛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规模养殖。但为什么各地规模养殖发展缓慢？原因就是缺少一个持续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农业部制定了我国肉牛优势区域发展规划，许多粮食主产区利用秸秆资源大力发展肉牛生产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产业也跟着“换届”，没有在优势区域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阜阳地区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都对发展黄牛养殖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一是在80年代当时阜阳地区农财两家对黄牛改良实行资金支持政策，对黄牛配种改良员补贴，每冷配1头母牛补助1元。二是90年代对黄牛改良冻精配种免费或减免费用，财政上提供很大一笔资金。三是中央项目支持，作为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项目县，每县区项目经费都在100万元以上。四是当时政府实行养牛贷款贴息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金融部门对养牛贷款实行倾斜政策。五是各级政府对黄牛改良、黄牛养殖、黄牛加工奖励力度大，每年都开表彰大会，省政府还实施了畜牧“进位工程”，阜阳市县两级政府对黄牛改良、养殖加工进度展开评比活动。
随着黄牛散养户减少、存栏量减少，亳州市各级政府对黄牛养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弱化。尤其生产上的投资较少，与发展较好的地市形成明显对比。合肥市2004年、2005年市本级财政分别投入3860万元和3295万元奖补养殖小区。阜阳市拿出5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每个新建或扩建养殖小区分别奖励3万元~5万元。淮北市财政拿出300万元专款用于奖励养母畜的农户。其他地市也拿出专项资金扶持奖励规模养殖生产。而亳州市目前对规模养殖无资金补贴。由于缺乏政府资金的引导，社会资金注入畜牧产业也相对不足，亳州市整体规模养殖比重相对落后于毗邻地市。
制定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重新确立优势产区的发展模式，优势重建并非天方夜谭。奖励扶持政策应该有个“五年计划”，奖励扶持重点应该有个“发展方向”。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发展规模养牛场、养牛小区，让养牛成为甜蜜的事业。
稳定养殖环境是国家的责任
借鉴生猪和奶牛生产起伏的教训，肉牛产业发展不要等到被动时政府才来“救市”，应该马上着手建立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全国性的母牛饲养数量锐减，已成为保障牛肉供给和制约肉牛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国家应制定扶持母牛发展的政策，包括制定促进发展母牛的优惠政策，对饲养母牛户实行补贴，鼓励农户发展乳肉兼用型品种，实行自繁自养模式。扶持肉牛生产基地建设，促进规模养殖水平的提高。
国家应强化肉牛养殖业发展的科技支撑。要加快培育适应我国消费市场的肉牛新品种，改变我国目前的肉用杂交牛品种西门塔尔牛一花独放的局面，加快开发适合地区特点的肉牛专用饲料。要加强肉牛繁殖技术、牛肉分级和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要加强肉牛市场预警信息的分析与发布工作，引导产业科学发展。
国家应对规模养殖户给予财政补贴，或在贴息贷款、活牛保险等方面给予优惠。加大对规模化肉牛养殖特别是母牛饲养的信贷扶持，创新信贷担保和抵押方式，放宽贷款额度和时限，给予贷款优惠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肉牛养殖业，促进肉牛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发展。
加强防疫是发展生产的基础。国家应在对强制免疫实行免费外，拿出资金对其他疫病防疫进行补助。应加大对配种改良站点和基层兽医站的投入，充实设备，培训人员。应加快推进畜牧兽医体制改革进程，健全完善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