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畜产品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我国每天要消耗2.3亿公斤肉、8000万公斤禽蛋、1亿公斤牛奶。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攻方向。
一、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需多措并举协同发力
畜产品安全覆盖产地环境、动物养殖、产品加工、运输流通等全过程，涉及到饲料种植、动物生长、疫病防控等全系统，辐射到生产者、加工商、经销商、消费者等全主体，对畜牧业供给结构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需求。
（一）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
质量安全与自然环境具有强烈的公共物品属性，而畜产品与资源具有强烈的私人物品属性。因此，要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统筹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优化畜产品结构，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衔接、良性互动和协同配套。一是，要根据环境容量调整区域养殖布局，优化畜禽养殖结构，科学界定养殖上限，提升环境的自净化能力。二是，要做好粪污治理，确保环境友好。我全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亿吨， 2016年我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只有60%，仍是农业面源污染最大来源，占到农业面源污染COD总量的90%以上。如果处理不当，对人畜都将产生巨大危害。三是，要尽快启动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推进三元结构种植与畜禽品种养殖相适应的农牧产业体系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标准养殖的积累沉淀
“好”的畜产品，是“养”出来的，要通过标准化养殖，做好“养”这篇大文章。首先，完善的标准是标准化生产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畜牧业标准体系，但标准缺失老化滞后、标准体系不够合理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其次，规模化经营是标准化生产的内在要求。我国2016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6%以上，但散养仍然占很大比重，标准化生产的基础尚不牢固。再次，示范场创建是标准化生产的最佳路径。“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是展示畜牧业先进生产力的窗口，是深入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载体，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应用的集中体现。最后，新型经营主体是标准化生产的重要载体。家庭牧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是规模化生产主体，是实施标准化生产的中坚力量。当前，要特别注重以畜牧业国家级龙头企业带动畜牧业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三）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产业融合的快速发展
畜产品质量安全与否，是多个产业行业、多个市场主体、多个利益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延伸畜牧业产业链、打造畜产品供应链、拓展畜牧业价值链。目前，我国养殖业的“小单元”、加工业的“大规模”、运销业的“碎片化”，导致了产业人为分割和链条过短，产业繁杂、人员繁杂，没有真正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以期保障畜产品相关各产业的质量安全。同时，我国畜产品严格意义上的供应链还没有真正形成，消费终端之前的行为主体相互独立，物质流机械对接、利益彼此分割，没有实现一体化、链条化，要将饲料兽药供应商、养殖企业、加工企业、销售商、消费者等所有活动主体形成一个整体的、无缝连接的功能网链结构，需要打造供应链以期保障畜产品供应方的质量安全。此外，我国畜产品价值链上各活动主体之间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利益纽带和合作共赢的盈利模式，难以共享价值链带来的成果和收益，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各自环节质量安全事件也频发，需要拓展价值链以期保障畜产品各环节的质量安全。
（四）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引领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为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新技术、新机遇和新途径。一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二是应用基因测序、胚胎工程、DNA标记辅助、DNA诊断、克隆重组、ELISA、RAPD、基因芯片、生物饲料、微生物发酵等生物技术，开展疫病防治、饲草料开发、粪污处理、无害化处理等领域的基础创新研究，确保投入品安全；三是需要创新管理科学理论，构建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理论方法体系，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保障食品安全；四是需要集成创新技术提质增效，采用“良种+良法”“高新+传统”技术集成的方式，确保畜产品质量的有效供给和稳步提升。
二、当前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风险分析
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要素众多，从成分上可分为生物风险、化学风险、物理风险；从来源上可分为固有风险、人为风险、道德风险；从原因上可分为天然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从环节上可分为生产风险、加工风险、疫病风险、储运风险等；从时间上可分为原始风险、继发风险。清醒认识这些风险因素的产生根源、发生条件、形成机理、事件损失，对于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动物疫病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人畜共患疫病通过人体与动物接触或食用感染疫病病原体的畜产品，而导致人类发病。近年来，我国动物疫病流行状况更加复杂，病种多、病源杂、流行广。数据显示，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
（二）饲料兽药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当前，用药剂量不合理、不按疗程用药、不能对症用药，尤其是抗生素药物滥用等问题，导致了动物机体产生耐药性和体内药物高残留，直接威胁畜产品质量安全。
（三）加工污染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我国畜产品的加工在整个农产品加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8万家，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例达到2.2∶1。不规范的加工过程增加了安全的风险和隐患，包括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有毒物质，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的二次污染等问题。
（四）储藏运输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畜产品属于鲜活农产品范畴，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极易产生腐败变质现象，保鲜难度极大。一般来讲，畜产品储藏运输具有严格的温度、湿度、时间、工艺、包装、卫生等条件限制，最佳保鲜条件控制难度大、耗费成本高。储藏运输过程中一旦人为操作不当或环境条件恶化，无法满足保鲜条件，容易造成再次污染。
（五）法制道德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畜产品质量安全既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道德的支撑。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冲击。回顾已发生的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逐利心切、违法犯罪成本较小、社会公德谴责微弱等因素，助长了安全事件发生概率。
影响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上述风险因素，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各种风险因素往往通过加和作用、非加和作用，形成交叉叠加、互动放大，甚至产生蝴蝶效应，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加剧、隐患增加。
三、确保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动策略
直面畜产品质量安全众多风险因素，回望人民群众对质量安全的热切期盼，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实施绿色科技、品牌战略、健康养殖、疫病净化行动计划，确保畜产品供给侧质量安全，“让人民群众吃的安全放心”。
（一）实施绿色科技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科技含量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动计划，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要审时度势，实施绿色科技创新行动。一是加强绿色科技基础研究。瞄准世界前沿，大力开展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创新研究，培育畜禽、草料优良品种，研发新型生物兽药、无抗饲料，选育粪污降解、饲料发酵等微生物新品种，增加绿色生物技术投入，降低疫病及残留的风险。二是加强绿色科技应用研究。紧紧围绕需求导向，开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研究，研发物联牧场、智慧牧场技术体系，开展全程溯源、冷链储运、产品加工等过程的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低成本化技术集成及应用创新研究，提升绿色养殖、智慧控制水平。三是加强绿色科技推广研究。要凝练技术综合应用、风险综合防控的机制模式，构筑畜牧业提质增效技术体系，要做好示范带动、技术推广工作，增加辐射能力，提升畜牧科技普及应用水平。
（二）实施名牌战略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品牌意识
质量安全是名牌战略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要求，也是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底线、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一是继续加强“三品一标”的认证工作。至2015年，我国“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达到10.7万个，为推进畜产品名牌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托。“三品一标”产品是质量的象征、品质的标志、信誉的保障，要建立健全“三品一标”准入机制、标准体系、退出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要扩大认证数量、确保认证质量，树立更多的标杆形象。二是着力发挥企业品牌创建的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名牌创建的主体。名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坚强意志，才能形成“百年老店”。小品牌争取做成大品牌，地方品牌争取做成特色品牌，区域品牌争取做成全国品牌，品牌产品争取做成名牌产品。三是积极营造品牌建设的社会氛围。要着力加强品牌建设的扶持力度，在工商、税收、质检等方面予以优惠；要鼓励我国畜产品名牌“走出去”，形成世界知名品牌；要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酒香”也要飘出“深巷子”，营造树品牌、建名牌、推名牌的舆论氛围。
（三）实施标准养加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规范程度
标准化养殖与加工是实现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一是加快推动畜禽养殖标准化。至2015年底共创建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178个、省级示范场近1万个，为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做出了贡献。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抓住“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的“牛鼻子”，部省联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示范创建活动做大、做强、做扎实。二是积极引导健康养殖发展。健康养殖是当前“转方式”的重要内容。要根据畜禽生物学特性，运用生态学、营养学原理，开展清洁生产，粪污处理及时得当，保障动物福利，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的发生。要建立健全健康养殖扶持政策，加强健康养殖技术研究，做好健康养殖示范应用，提升健康养殖产品效益。三是大力促进屠宰储运标准化。在优化屠宰企业布局、推进就近屠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不同畜禽品种及其产品的屠宰加工标准体系，规范屠宰加工的方式方法和操作规程。加强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建立针对不同畜产品种类的“冷链配送”技术规范和经营模式。
（四）实施疫病净化行动计划，提升质量安全保障的生物防护
做好动物疫病净化工作，能够有效消灭传染源、阻止传播途径，从而降低污染畜产品甚至感染人体的风险。一是研发动物疫病净化技术体系。根据特定病种的生物学特点和流行病学规律，从系统工程理论出发，按照分门别类、突出重点的原则，创新集成防疫、诊疗、检疫、监督、无害化处理以及养殖、育种、管理等相关技术，形成动物疫病净化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模式。二是明晰动物疫病净化主攻策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采取分病种、分区域、分阶段的动物疫病防治策略，有计划地控制、净化和消灭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动物疫病。重点加强垂直净化主攻方向，开展种畜禽场疫病净化计划，实现从核心群到繁殖群再到生产群的无疫；着重突破水平净化主攻方向，采用区域化管理，实现特定区域或场所特定病原的消灭和清除。三是创新动物疫病净化实施工作。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探索不同的净化模式，有计划地控制净化重点病种，推行无特定病原场（群）和生物安全隔离区评估认证策略，开展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区）创建工作，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规模企业，创建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建立无疫企业认证制度；鼓励有积极性有主动性的地方政府，创建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区，建立完善疫情区域化管理制度。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