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近10年来猪肉产量居于全球首位。在行业集中方面，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的生猪主产区，但中国生猪产业化集中程度并不高。在猪肉国际贸易方面，与发达国家出口比例相比，中国生猪及猪肉产品的国际贸易量相对较低，作为猪肉第一生产国虽然约占有全球产量一半份额，但向来只是少量进出口，在国际上处于劣势。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以散养方式为主的生猪饲养成为中国主要的饲养方式，年出栏率占比达到90%以上。伴随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日益提高，对规模化进程的促进也不断显现，从2007—2010年，500头以上的生猪出栏规模化程度由21.8%上升至36%，结合示范场建设目标据此估算，至2015年预计生猪产业规模化推进比例将超过50%的进程。
为何将有大批散养户退出市场?
养猪收益不敌打工收益
中国生猪养殖以集中度较低，广泛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养殖环节中的饲料多数来源于自家地里生产粮食或副产品以及家庭每日消费所剩残羹等。
除特殊养殖环节需支出部分仔猪费、饲料费，特殊时期增加的防疫费之外，养殖农户几乎不需要再支出现金。站在成本的角度上，大中型专业化、标准化养殖场的成本高于散户养殖成本，散户的非完全成本占有优势。
但是农村生猪散养户退出将加速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其原因并非为农村生猪散养户养殖成本处于劣势，而是由于利润越来越不及提高的机会成本。相比养猪，农户外出务工收入更高。
年出栏规模50头生猪的散养户(散养户的出栏上限，假设只需1个劳动力参与)每年的盈利水平在1.35万元左右。而根据2.14年最新数据，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2864元。，即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可到达3.44万元，2.5倍于养猪的收入。可见对于农村生猪散养户而言外出务工更经济。
内在规模经济驱动
生猪不同养殖规模的成本主要是由物料费、劳动费、利息、地租、自有资金利息、自有土地租金6部分构成，但是不同的养殖规模条件下，每部分成本在生猪养殖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同。
在散户养殖模式中，其成本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大型养殖场中，由于进行规模化养殖，促进了内在规模经济，同时也得以确定大型养殖场在以后生猪产品供给的地位。
日本生猪养殖成本结构
以日本生猪养殖为例，在单头劳动效率方面，日本的大型养殖场展现其独特优势，在成本构成中物料费达到84.6%占据首位，但是在饲料方面十分注重深加工过程，购买饲料多为半成品或精饲料，自行加工混合饲料，尽管前期投入费用过大，却能通过养殖规模存栏量远远大于农户散养的利润均摊成本，使得饲料费具有明显优势，总物料费成本较低，即便养猪场在农机具费、养猪费、兽医兽药费等物料费很高情况下，每头猪需要均摊的总成本费用还是较低的。
可见，规模化养殖对于成本费用的降低起着决定性作用。
规模意味着更多、更便宜的技术投入
与此同时，规模化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引发良性循环。
以美国为例，科学技术应用于养殖环节的饲养方式逐步在引领市场生猪饲养走向，特别是在分段养殖和改良种猪等技术出现后，使得人工授精、基因选育、良种母猪出售、分段饲养、全进全出培育技术在生猪规模化养殖中广泛应用，形成健全的生猪杂交繁育生产体系，提高了生猪养殖效率。
可见，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决定产品质量，还影响成本高低。生猪规模化养殖程度越高，各种技术应用的比例越高，美国繁育新技术在应用方面需要养殖场引进专业化的饲养设备、聘请高级技术指导人员等，一系列的投入将会使小规模养殖场不堪重负。
相反，大规模养殖场在引进技术后通过改善自身养殖场的成本结构，获得绝对低的成本优势。优胜劣汰中，小规模生产者淘汰，大规模生产者占据市场地位。
市场需求驱动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生猪产业屠宰环节的集中度能够控制整个生猪产业链的稳定与优化;从质量安全角度上讲，有利于生猪质量安全的控制。
由于近几年，动物区域性流行病不断蔓延， “注水肉”“瘦肉精”事件的频繁出现，导致农户散养过程中疾病防控能力和食品安全控制方面无法保障，所以产业链下游需求更倾向于接受规模化养猪场的生猪产品，即下游屠宰场更偏好规模化猪场的产品。而规模化养殖便于下游屠宰企业稳定开工率和降低运输成本，更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
如今，中国屠宰及肉类加工业位居前3名的分别为雨润集团、双汇集团和大众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三者合计仅为全国规模以上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的9%，且82%的企业仍是半机械或手工屠宰，机械化程度很低。相比之下，位居美国前3名屠宰企业(泰森公司、JBS公司、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营业收入之和占市场总份额的比例已超过56%。
十二年的行业巨变期
从土地资源来看，在人均国土面积占有上，中国低于美国，但优于日本;从生猪饲养密度来看，中国也是远远低于日本的，因而在生猪规模化养殖程度上可以推断中国可能达不到美国的发展进度，但必将快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