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科学家最近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一种基因正在中国的细菌中传播，这种基因会让细菌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后一着”——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据《日本时报》网站11月24日报道，如果这类基因不断传播，医生或许很快就会失去所需的手段来消除感染，无论感染是化学疗法、手术还是简单的割伤造成的。有证据表明，这种有抗药性的基因已经传播到老挝和马来西亚。
消息称，但真正的威胁在于中国。中国人口众多，人与牲畜之间有很多接触，这使中国成为各种新传染病的温床。为了控制传染病，世界必须首先在中国控制它。
这可不容易。中国千百万农民在饲养牲畜时使用大量抗生素，数量大约是美国农民饲养牲畜时使用抗生素的3倍。在中国，农业领域使用的抗生素可能占总体抗生素使用量的一半。这种做法于上世纪40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它会为农民增加产量，但也会制造让细菌产生抗药性的理想环境。较大的牲畜会为这种抗药基因提供较大的进化机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养猪业和家禽饲养业。它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据信，科学家近期报告的这种抗药基因已经在中国的生猪中获得了进化。
消息称，病人也帮助加剧了这个问题。中国医疗保健体系倾向于推销不必要的药物。中国的医院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支持有限。因此，它们依赖卖药以获得大部分利润。抗生素在药品销售中占据约25%的份额。
病人习惯于要求使用抗生素，哪怕它们是不必要或无效的。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国人认为，抗生素可以治愈感冒和流感。而实际上抗生素无法治疗这些疾病，因为此类疾病是病毒性的。在过去半年中，大约有57%的中国人服用了抗生素。2014年12月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中国78%的感冒是用抗生素“治疗”的。所有抗生素中有将近40%是不正确开处方的结果。
文中称，中国的卫生系统包括数十万家医院和诊所。改革这一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不是不可能。在2011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卫生部门为抗生素处方设置了标准，并同一些医院合作开展试点项目，以遵守这些标准。惩罚措施包括降职、免职、取消认证，甚至公开羞辱。改革成功减少了抗生素的使用，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同时，政府可以更好使用其宣传部门来普及抗生素的基本知识。这种宣传活动很可能被民众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83%的中国人认为，农民应该少给牲畜用抗生素，他们肯定能明白过量使用抗生素的危害。
改变农民的想法或许是最困难的。首先，政府需要禁止在农业中使用抗生素。尽管不可能完全有效，一些惩罚措施和大张旗鼓地起诉有关做法将对减少使用抗生素大有帮助。
同时，政府应该促进无抗生素肉的市场，并将这项工作纳入保障食品安全的运动中。在美国，麦当劳已经承诺，在2017年前逐步取消在鸡身上使用抗生素。在中国，也应该鼓励麦当劳和其他大量使用中国牲畜的企业这么做。随着消费者对抗生素问题的关切加深，这类努力将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至少，中国或许能成功推迟抗生素危机的发生，以便研究者开发出一些迫切需要的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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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1月20日报道 外媒称，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中国的一些病人和牲畜身上有一种基因，让某些细菌能够抵抗一类抗生素。研究人员呼吁兽医限制使用这些抗生素。
据法新社11月18日报道，报告的主要作者、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健华强调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十分令人担忧。”这份报告发表在19日出版的专业杂志《柳叶刀·传染病》上。
报道称，新的抗药性现象涉及到多粘菌素（粘菌素和多菌素B），这些抗生素是对付革兰氏阴性菌（例如肠杆菌属，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的“最后一招”，特别是对于先天性粘液稠厚症和重症监护的患者来说。在中国，粘菌素在兽医领域应用广泛。
正因为此，刘健华与同事在对食用猪肉进行例行检测时，发现了对粘菌素产生耐药性、并能感染其他细菌菌株的大肠杆菌菌株。
报道称，耐受这种抗生素的一些细菌还在广东和浙江两省住院治疗的大约1300名患者身上发现。
研究人员表示，在猪肉中发现的大肠杆菌含有一种新的基因“mcr-1”，很容易复制、传至另一种细菌，特别是肺炎克雷伯菌。报告的另一位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沈建忠表示：“基因mcr-1所引起的对粘菌素的耐药性很有可能先发生在动物身上，之后传播给人类。”
报道称，中国是粘菌素最大的生产国与使用国之一，特别是在兽医领域。
报告的作者们警告称，尽管对粘菌素的耐药性目前仅限于中国，但有可能扩散至世界范围。研究人员要求“尽快重新评估”此类抗生素在畜牧业当中的使用情况，并从人类医学和兽医两方面严密监控mcr-1基因。
沈建忠表示，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好几个欧洲国家的畜牧业也使用多粘菌素。
报道称，两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戴维·佩特森和帕特里夏·哈里斯对报告进行联合评论表示：“避免上述关联的方法不多，一个办法就是在农业领域减少或者停止使用粘菌素。”他们表示，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特别是中国当局方面，可能会发生“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