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4年肉牛牦牛产业特点及存在问题
1.1 基本特点
散户散养仍是主体。散户加速退出，规模场户增速动力不足，牛肉减产。牛源不足和土地、用工、环保及饲料的成本上涨等因素加剧牛价上涨，异地育肥规模快速萎缩，屠宰产能过剩。活牛与牛肉间微小的价格差以及犊牛、架子牛与育肥牛的价格倒挂,致使产业仍处微利状态。预测年末存栏不足6000万头，其中能繁母牛不足2000万头，牛肉减产约20万吨。牦牛存栏约1900万头，肉产量约33万吨。产业转型处于迷茫、混乱期。
牛肉需求强劲，呈全民、常态、年轻化趋势。活牛和牛肉进口量剧增，走私进口严重。
由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和围栏育肥模式迅速普及，“规模化母牛养殖”成为规模场企的沉重负担。半农半牧区和南方的肉牛产业持续加速发力。投融资机构和非涉农企业加速涉足肉牛产业。
1.2 产区变化
牧区及半农半牧区、东北和西部的农区及南方省区继续向母牛养殖及育肥主产区转变。半农半牧区和南方产区的屠宰加工能力迅速上升。中原农区向技术质量型、全产业链型缓慢转型。“活牛不出省、牛肉天下行”产业模式已成主流。
1.3 效益与安全
产业整体净收益无明显提高。规模场户的增加仍不能抑制散户退出造成的产业萎缩。碎片化的与肉牛和牛肉产业相关的各类政策及措施，流于形式的疫病防控体系，隔离的种养二元结构，以及片面追求养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渐成提高产业效益的瓶颈。走私进口、私屠滥宰、弑母杀青严重动摇了产业基础。疫病扑杀补偿金不抵养殖成本，活牛和牛肉注水与伪劣牛肉的流通是病害和食品安全的隐患。
1.4“适度规模”概念逐步明确
肉牛产业的“适度规模”是动态概念，不论存栏还是屠宰加工能力，在我国不存在具体的头数标准和指标，是指在经济纯收益能支撑企业（场户）可持续经营的条件下，生产(产量)与市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土地的承载与消纳能力之间基本达到平衡状态时的最低规模。
1.5 产业技术
农副产物饲料化，地方黄牛高附加值化，牦牛放牧加补饲及规模化育肥，牦牛屠宰与分割加工等技术的研发、示范力度加大并初见产业成效。全价混合日粮调制技术和生产工艺及场舍环控技术贡献度随规模化程度的提高继续上升。技术推广成本高于收益、推广体系和机制不完善及规模化程度低仍是技术普及的瓶颈。
1.6 产业政策
在15省实施“基础母牛扩群补贴”，在南方10省以发展草地畜牧业为题实施“畜牧发展扶持资金”。对澳大利亚开放100万头活牛市场。《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11-2025）》（“改良计划”）仍无具体实施措施出台，适合国情的农牧结合模式尚待系列政策配套引领，地方政府普遍加大母牛养殖的扶持力度。
2. 2015年肉牛产业发展趋势
2.1 存栏量、产量与产业模式
母牛分散养殖仍是主体。小规模散户加速退出，规模场户和专业家庭牧场缓慢增加，存出栏量继续下降，牛肉小幅减产。企业（场户）的产业链继续向后端延长，四足鼎立的产业模式（见2014年度报告）继续分化。“差异化”产业模式是长期发展方向。牦牛存栏量基本稳定，出栏头数和肉的产量有所增加。水牛主要用于产肉的事实得到普遍公开认同。
2.2 品种格局发生变化
具有双轨（肉质和产肉量）效益优势的牛种，将通过进口活牛、胚胎和精液的形式直接进入产业，继续与国内现有牛种产生格局互动。
2.3 养殖成本与效益
随经济新常态的延伸，牛肉消费量增速放缓，牛肉价格上升乏力甚至出现踏步。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土地、建材、环保、人工、运输、疫病防治与死淘等费用的增加和碎片化政策等，继续加大成本。母牛不足与成本上升两大因素迫使活牛价格缓升，而牛肉价格涨幅微小，终将使产业整体微利或亏利运行。走私、注水和进口牛肉继续冲击并负面影响产业效益。
2.4 疫病与防控
呼吸系统疾病、运输应激综合症和犊牛下痢是主要疫病，活牛异地运输及预防监管监测不到位是主因。疫情监测滞后现象仍难有改观。常见病仍以牛主自行诊治为主，且是防控（重）难点。母牛繁殖疾病将随规模化程度的提高而凸显。
2.5 屠宰加工
育肥兼屠宰企业中，具有母牛基地支撑者因加速延长产业链并着力提高技术含量和服务质量而得以发展，反之则加速退出。适合各层次消费需求且便于烹饪的分割与加工产品及其流通方式将有所创新。牛骨、牛下货、老牛肉的高附加值化技术成为技术研发重点。
2.6产业政策
继续实施“基础母牛扩群补贴”、“畜牧发展扶持资金”和“良种补贴”等项目性补贴。碎片化产业政策和“项目性、运动性”补贴，将逐渐被证明是制约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
3. 2015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建议
3.1 亟待顶层设计产业政策和措施
肉牛牦牛产业的基础是相对分散的适度规模母牛养殖。肉牛牦牛是生产周期长的单胎畜种，品种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对环境和谷物依赖度低，不同肉质的价值差异大且有特定需求群体，产业链长且资金需求量大，一旦产业基础被动摇，再恢复难且时间长，具有独自的产业特点和属性。因此产业急需各关联部门摒弃“运动性、项目性”思维，加强沟通协作,共同设计、研制具有现实性、方向性、全局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兼具的产业基本政策和措施，支撑产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3.2 “小资型”产业模式将逐步成为支撑产业稳步发展的主体模式
不盲目追求存栏规模效应，坚持基本固定的能繁母牛存栏头数，完全自繁自育的“小资型”全产业链模式，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性、消费特点及生态环境与农牧结合平衡的需要，经消费市场的进一步细化和调控，将成为稳定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和牛肉供给的主体产业模式。在“得母牛者得天下”已被证明，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母牛将继续紧缺、牛肉需求多样化的产业环境下，专业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组织及专业中小企业，将成为支撑产业的主体，只要坚决控制养殖规模，着力延伸产业链，用自产牛肉直接对接餐桌和市场，容易转型为完全掌控产业链风险点和利润点的“小资型”、质量效益型精细化、差异化产业模式。
3.3 产业化错季、集约育肥模式是提高牦牛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径
牧区繁殖、半农半牧区育肥和屠宰加工是饲料、技术、资金与人力资源的最佳组合。企业化、组织化采取三季集中育肥模式（夏、秋季集中架子牦牛育肥至入冬前出栏、秋末冬初集中淘汰老弱牦牛冬季暖棚育肥至春节前后出栏），是缓解牧区冬春季饲草料供应压力，实现全年供肉增效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