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论断、新部署。适应“三农”新的发展形势需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农业立法被赋予什么新的使命？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刘振伟介绍说，农业立法工作是与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新中国建立至今，农业立法工作从以前主要依靠政策调整进入了既依靠政策调整、又依靠法律调整的新阶段，可分为起步、巩固、停滞、全面启动、法律体系形成、调整完善六个阶段。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农业法为基础，以不同领域专门农业法律为主干，以有关法律中的涉农条款为补充，辅之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多层次、全方位的农业法律制度。截至201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农业法律有25部，国务院制定涉农行政法规76部，各地还制定了1300多部农业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对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法治建设上，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完善？刘振伟认为，一是一些重要领域的立法尚未完成。目前的25部农业专门法律，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制定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色彩较浓，不少法律的条款已不适应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需要，急需修改，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渔业法、森林法、种子法等。另外，还有一些重要法律至今尚未制定出来，如粮食法、扶贫法、农业投入法、农村金融法、农业保险法、农田水利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气象灾害防御法等。农业立法任务相当繁重。二是一些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法律通常包含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由于多种原因，现行的一些农业法律原则性和倡导性的规定多，具体的法律规则较少，可操作性不强。有关农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一致性问题、与农业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问题、法律与政策的衔接问题等，也是农业立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三是农业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较弱。在农业法治建设实践中，长期以来，对执法重视不够，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够规范，一些参与执法的事业单位，法律地位大多不明确、执法者权威性不够。在谈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涉农立法的重点时，刘振伟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部署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化农村改革，要善于利用立法决策，将党的“三农”政策及时归纳、转化，使之更加系统、规范，将立法与农村改革发展实践融为一体，发挥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今后，涉农立法工作要关口前移，要紧扣农村改革主题，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加快推动相关立法。立法只有与实践紧密结合，法律才能回归本位、树立权威。切实保证农村重大改革先立后破、边立边破，有序推进。
刘振伟说，农业立法要适应农业基础性、弱质性、市场经济滞后性和农业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特点，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建立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充分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和保险支持等手段，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涉农立法要统筹考虑：一是统筹协调农业生产全过程。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要跳出传统农业概念，既考虑生产，也要考虑包括流通、加工、消费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条。在农村金融服务、农业保险、资本市场等方面，涉农立法要主动涉足。二是统筹协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过去农产品长期短缺，主要考虑供给问题，高产是唯一目标，不惜用竭泽而渔的方式使用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今后考虑问题，要利用与保护并举，考虑可持续发展。三是统筹协调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农村改革30多年过去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是拉大的。对此，立法要给予足够重视。四是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同步推进，农业立法在突出农村经济发展这个重点的同时，也要注重调整和规范农村社会发展，大力提升农村社会事业服务水平，下大气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刘振伟介绍，目前已列入立法计划的涉农立法项目有：制定粮食法、农村扶贫开发法，修改种子法、森林法和渔业法；已经启动前期准备工作的立法项目有：农村金融立法、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