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里，地狱挪到了人间，到处是牛鬼蛇神，大家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大家很少想到，革命年代里，猪活得也不容易，猪不猪人不人的。
革命年代里，猪三分儿象人，七分儿是猪。本来人都吃不饱，一般没人养猪的（58年之前我家只养过两回猪，56年一次，58年一次）。可出食堂之后，估计是上面有人想吃红烧肉的缘故，所以号召，家家户户得养猪。无奈，队里只好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大家养猪。最激动人心的措施就是猪与社员同等待遇，同分口粮。口粮是按人头分配的，谁家多个猪等于多个人。
有时分东西，长长的队伍里间隔会有个孩子，不用说，大人没功夫，派孩子来领呢；会计呢，不太认识孩子，就会问谁家？孩子说王计狗家；会计问几口人？孩子说五个，会计接着问：连猪不连？时间一长，这些吸溜着鼻涕的孩子也变聪明了，再排队领东西，一看轮到了自己，不等会计垂相问就脆声声的直接汇报：王计狗家，连猪六个！孩子话音刚落，会计就会拖着长音儿吆喝给过秤的同志：王计狗家，连猪六个，白萝卜若干！红萝卜若干！云云。
大人比较聪明，领东西知道人五口、猪一头分开报，但是会计不管这个，一律连猪六头的报账计账，当时大家也觉不出不妥来。只是如今想来，那时的猪被抬举得跟人一般。但猪毕竟是猪，四条腿趴着的，玩不过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名义上是每个家庭里的成员，可领一份口粮，但实质上却吃不到嘴里，让人给私吞了。猪只能喝洗锅水、吃红薯秧、白菜梆子、烂红薯。所以那时的猪都是瘦肉型的，不用说，饿的。
猪一生病，主人就慌了。不是心里有愧，而是，它不但替人领一份口粮，还是全家唯一的财产，一旦猪给饿死病死了，那就是倾家荡产。相形之下，家里某个人得病就不值得一提了。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几个镜头，是我家的猪病了，先是给它吃生红薯，它不吃；然后又给它吃煮熟的红薯，它老人家还不吃(农民秋冬天全是吃这个，春夏天再吃晒干的红薯片)；再后是娘用铁锅把小米炒得香喷喷的，然后兑水，煮点挂面，放几滴油到炒勺里，放到火上烘热，再放热油勺里几丝儿葱花，最后伸到汤锅里，这汤就算做好了(一冬天，人也难得吃几回)，待送到猪的嘴前，猪同志嗅嗅，还是不想吃，娘急了，可猪圈边儿上冷眼旁观的我早看不下去了，嘻皮笑脸的跟娘说：它不吃，我看它是想喝鸡蛋汤吃烙饼呢(鸡蛋汤烙饼是我们那里的农家招待尊贵客人才做的饭菜)！
娘正着急，一听我嘻嘻，随手掂起一根棍子要敲我，吓得我赶紧溜了。
不是我气娘，是我吃猪的醋。从小到大，我尚未受到过猪此般的待遇。四岁的时候，我高烧不断，昏迷不醒，十几日后，爹推着家里的小推车（诸葛孔明发明的那种独轮小推车，我们老家的农民现在还用这个，我推它都是相当老练的，推一车红薯或者白菜，穿着高跟鞋都能从山坡上一溜小跑下来），一边放猪，一边放我(大我五岁的二姐搂着我)，卖了猪后再给我瞧病。后来二姐回忆说，我那时睡得跟死猪似的，到了水泥厂附近，睁开了眼，瞧见了水泥厂我从没见过的高高的烟囱，感叹一句：真高啊！爹跟二姐高兴坏了，连忙喊我，可我老人家又闭上眼了。可惜的是，用猪换来的药，吃后仍不见效，到后来，娘干脆放弃我了，不再给我吃药，任其自然。
长大后娘跟我说：整整发烧四十多天啊，那时就怕烧坏你的胳膊腿儿，没想到，胳膊腿儿没事儿，脑子可能烧坏了，否则也不会恁糊涂。
前一阵子家庭大聚会，饭后闲谈中，不知怎么谈起了我小时候生病的那场故事。快言快语的大姐在一旁说：还说呢，卖了一头猪都没给你治好，瞧着你都快不行了，差点把你扔到漫烟地里。没想到大姐那头话音刚落，这头我娘已哭出声儿了。我赶紧去给我娘擦眼泪。啧，估计是大姐的话，引出了娘的无限伤感。好歹我是兄弟姐妹六个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好歹他们五个不管谁缺钱了，都会理直气壮的找我来借，借了还不用考虑还钱的问题；好歹我是一个只喜欢报喜不喜欢报忧的憨妞，人生路上诸多磕绊，从来没有给娘说过，全都是我自己消化，不想给娘制造任何心理负担与麻烦！一句话，我现在好歹是我娘的小得意。
不管糊涂与否，得意与否，好歹俺坚强地活下来了，也算对得起那头被卖的小猪。
说实话，受娘情绪的影响，小时候我最怕家里养猪，最怕猪生病，猪一生病，全家形势大不好，我还老挨吵。八岁的时候，毛主席死了。当时娘与诸位大娘婶婶在院子里团团转，摊着手说：主席死了，这还咋过啊。我那时候哪里知道主席是啥啊，只是朦朦胧胧的有种恐慌，这主席比猪还尊贵么？主席死了，我们也就都活不成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