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猪价的主要依据有:生猪供应情况；季节性；疫情；政策干预。猪周期理论并非我国独有，而是最初由美国的MordecaiEzekiel观察到。猪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时滞和适应性预期。当猪价走高的时候，更多资本集中投入到养猪行业。然而由于生产时间的滞后，当这些生猪出栏的时候，市场已经饱和，从而引起价格下降。同样在猪价的下降的时候，资本退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得供给减少，而滞后的供需缺口导致猪价上涨。此过程循环反复，由此产生的供需曲线像蛛网一样交织在一起，因此猪周期又被称为蛛网模型。通常一个完整的周期为3-4年的时间。
在猪价波动的过程中，能繁母猪存栏量是最重要的指标，它提前12个月反应生猪的整体供应情况。能繁母猪存栏量在持续一年位于5，000万头以上的高位后，从2013年10月开始出现同比下滑，目前同比下滑3%，从最高点的5，100万头下降了200万头到4，900万头。从2010-2013年的能繁母猪存栏可以看到，通常来讲2、3、4月为猪肉消费的淡季，也是猪价相对较低的位置，因此在这个几个月份一般都会出现能繁母猪的淘汰。因此我们预计在未来3个月母猪的淘汰还会继续，能繁母猪的存栏有望继续下降到4，700万头左右。
从能繁母猪淘汰到生猪供应减少通常有12-13个月左右的时间滞后，以此推算，2014年4季度开始，生猪的供应压力将逐渐缓解，当从供给来讲猪周期有望迎来上行。
养殖盈利情况也是判断猪周期底部和养殖户退出意愿的重要依据之一。上一轮周期底部持续的时间较长，从2009年4月到2010年6月，连续15个月处于亏损或微利的状态。养殖户之所以可以承受这么长时间的亏损，是由于其在2007-2008年的周期高点转到了很高的利润。此轮周期和上轮周期在这一点上颇为相似，2011年的周期高点，养殖头均利润高达600-700元/头，而且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因此2012-2013猪价持续走低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能繁母猪去库存。从2013年12月中开始，猪价出现意料之外的迅速下跌，养殖户目前的单头亏损已经超过200元，从而加速了能繁母猪的淘汰。2季度一般来讲是猪肉消费最淡的季节，因此养殖户的亏损有望持续，那么能繁母猪的淘汰也将持续。
对比2007-2013年的月度生猪均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季节性趋势即Q1>Q2
观察美国1970年至今的生猪价格，我们发现美国的猪价在持续演绎着周期波动，如果按照最低点到最低点的时间长度来看，最短的周期是28个月，最长的长达54个月。其同比价格增减幅度在1970-1980年也曾高达100%左右，然而从8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50%以内的震荡区间。
中国和美国的生猪养殖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规模化程度高，5，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库存占比已经超过60%，而中国该比率仅为11%。在规模化的养殖方式下，美国的生猪养殖效率更高，疫情防疫更加先进。这些区别造成了美国猪周期平均来讲比中国的周期略长，并且价格波动的幅度小于中国猪价。从中美猪肉价格波动的过程中，初步得出两点结论:(1)猪价价格呈现周期波动的趋势在规模化市场和分散养殖市场同样存在；(2)随着规模养殖比率和疫情防治能力的提升，周期可能延长，波动幅度可能收窄。
“猪周期”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面对价格变化时，供给并不能及时调节，而是需要经历较长的养殖周期。从开始补栏/退出母猪后，一般需要经历12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生猪供给的变化。这个最基本的特征决定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市场都很难走出“猪周期”的怪圈。中国散户“追涨杀跌”的行为和美国规模养殖场规模扩张的行为有所差别，导致周期内波动幅度和周期长短有所差异。在猪价走高的时候，对价格更为敏感的中国散户会积极扩大规模，而美国的规模猪场则表现为在较为充足的现金流和资本的支撑下加快规模扩张的速度。在猪价走低的时候，中国的散户会因为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亏损而快速退出市场，而美国的规模猪场则会表现为放慢扩张的速度。可以看到这两种行为中，中国的散户对猪肉价格的反应更为灵敏，2010年中国50头以下的散户仍然占有生猪养殖群体的35%之多，而猪肉作为需求较为刚性的必须消费品，供应发生10%的变化则能带来价格的大幅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