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由“大而强”走向“小而美”
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大致划分为两阶段:“大而强”的高速发展阶段与“小而美”的去产能阶段。在第一阶段,台湾生猪在养头数快速增加,生猪养殖规模化趋势显著;第二阶段,养殖户与生猪在养头数缓慢出清,规模化猪场的精细化管理与较高的养殖效率对散养户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天时、地利、人和促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
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成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97年口蹄疫爆发后,台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离牧政策,提高生猪养殖业门槛。加之,台湾猪场多从父辈手中继承得来,资本积累充分,具有充裕资金进行规模化;(2)台湾人口密度大,可耕地面积少,加上其特有的山地特征,全台84%的生猪来自于中南六县,高度集中的养殖区域成为台湾养殖规模化发酵的温床;(3)台湾地区前两大生猪供销商分别是台湾农作社和农会系统。他们将饲料、仔猪、药品统一出售给农场,由农场养殖,育肥后按“契约价格”进行收购。这种“大组织+小农场”的养殖模式为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创造了有利平台。
当台湾猪价遇到规模化--波动依旧,波幅收窄
1996 以来,台湾生猪价格经历了四个明显的周期波动,从波动系数上看,猪价波动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四个猪周期猪价波动的变异系数依次分别为0.3、0.2、 0.1和0.08),但波动依然存在。 台湾生猪养殖规模化对猪价的平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猪价波动周期被拉长。(2)“疫病发生-猪价上涨-规模化提升--疫病减少”这一负反馈循环使猪价日趋稳定。 能繁母猪存栏变化影响生猪价的决定因素在于:能繁母猪存栏变动的速度和能繁母猪存栏增加或下降的幅度。从台湾猪价与8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拟合来看,二者反向关系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能繁母猪影响生猪价格的机理,而规模化下,能繁母猪存栏波动的减少平抑了猪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