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猪养殖模式的分散化
相对于农户散养而言，规模养殖的平均成本较低，养殖利润较高，这使得规模养殖面对价格风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与此同时，规模养殖场的资产专用化程度较高，退出壁垒较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因生猪价格下降而出现大量淘汰母猪、减少养殖数量的情况。
尽管近年来随着规模化养殖场迅速发展，散户猪农的生猪出栏量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是散户猪农在我国生猪养殖业中仍然处于主体地位。大量的散户猪农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与市场有效对接途径，由于信息部队称，在生猪养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往往根据当期生猪的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安排下一阶段的生产，在生猪价格上涨时，争相补栏，生猪价格下降时，则空栏罢养，结果导致下一阶段生猪的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造成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2、生猪养殖成本的变动
成本是价格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制定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且在一般情况下价格与生产成本成正比例关系。在生猪养殖中，养殖成本的不断变动必然会引起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当养殖成本相对上升时，由于获利减少甚至无利可图，大量猪农选择退出生猪养殖领域，进而导致下一阶段的生猪市场供应减少，生猪价格上升；而当养殖成本相对下降时，生猪的养殖量又会上升，下一阶段的生猪市场价格又会由于生猪供应量的增加而降低。具体而言，生猪养殖成本由饲料、仔猪、人工、防疫保健等构成，将规模化养殖与农户散养综合考虑，其中玉米、豆粕等饲料成本占我国生猪养殖总成本的70%以上，仔猪费用占总成本的20%左右，人工及疫病防疫等费用占10%左右。猪粮比是目前我国衡量生猪养殖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猪粮比越高说明养猪的利润越高，进而会带动下一阶段生猪养殖量的增加。
3、 生猪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我国消费者的饮食结构中，猪肉作为最主要的肉食消费品，一般情况下，其需求弹性较小，但是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却会在短期内影响到生猪的市场需求量，进而导致生猪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例如，2003年上半年因“非典”疫情爆发，政府对生猪交易、流通的限制直接影响了生猪市场需求量，导致生猪价格不断下降。随后禽流感疫情的爆发使许多消费者将对禽肉的消费需求转移到了猪肉上，又导致2004年生猪需求量的上升，进而拉升了生猪价格。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生猪需求量减少，导致生猪价格大跌。
4、 生猪疫病的发生
生猪疫病的发生因情况不同会对生猪市场价格造成方向相反的两种波动，或上升或下降。一种情况是，生猪疫病的发生导致其死亡率增加，从而减少市场供给，推高市场价格。另一种情况是，生猪疫病的发生导致其市场需求减少，出现生猪供给过剩，价格下跌。事实上，当生猪疫病发生时，以上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最终生猪价格的升降取决于供给减少程度与需求减少程度的对比。例如，2006年6月，高致病性蓝耳病因开始截断病源不明，防控不力，致使国内生猪大批死亡，全国生猪存栏量大幅降低，生猪上市量锐减，同时，在疫情爆发后，部分消费者对猪肉需求采取了阶段性抑制。由于这次疫情并未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致人死亡的情况，对人体健康没有明确的影响，因此并未在消费者中形成恐慌，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生猪价格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不断上升。随着生猪价格的上升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养殖户的积极性又被引发出来，使得下一阶段的生猪市场供求量不断增加、供求关系逐渐发生改变，生猪价格开始有上升转为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