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之困起因于对市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法律、体制之外，市场往往又成为制约改革的一个主要理由，不外乎“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政府干预 必不可少”之类说辞，致使政府一再插手市场，把市场扭曲了以后，再以矫正市场的名义继续介入市场，所以政府的手永远也抽不出来，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就陷入了 一个死循环——“猪周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所谓“猪周期”，即猪肉价格周期性变化的怪圈，几乎算是我国特色的一种经济现象，30多年了都没能解决。
原因何在？笔者的看法是：行政干预搅乱了猪周期。
这 似乎无解：因为我国养猪的主导模式是散养，受市场波动影响很大，并且自身抗风险能力弱，所以政府觉得应该介入，既保证供应，又保护养猪户利益；但政府的介 入，或许调节了供应，但同时又扭曲了供应，也扭曲了成本，导致亏损时候养猪户为了得到政府补贴而继续投入，最后再次供过于求；而这时政府政策却又减弱或退 出（供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增加了，补贴政策撤出），导致供求急剧减少（隔一段时期就有杀母猪现象），供不应求、价格再次上升；而这时政府为了保证 供应平抑物价又再次介入，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叠加在一起，谁还能够搞明白“猪周期”？
行政干预，导致了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结果，也与我们最初的政策目标完全背离：一是加剧了市场动荡，二是阻碍了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政府介入以后，市场信号就混乱了，市场预期更加模糊不清，无论是规模化生产者还是散户都没法判断市场，不得不跟着政策走，但跟着政策走必然走入死胡同。
第二个问题略为复杂点，但也只是一层窗户纸。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规模化养殖，却至今成效不彰？正是政府的高度介入，搅乱了“猪周期”，使得这个市场的投资风险大大增加，才使得市场资本不敢大规模进入养猪这个领域！
有 个很有趣的例子：前几年媒体炒作高盛“大举进军”我国养猪业，投资几亿美元、收购若干养猪场等等，有人还把这事上升到了国家食品安全的角度，呼吁要制止高 盛这一行动。实际上，略加分析就可看出其中的荒诞无稽：中国这样的养猪市场、这样的价格变化，外国金融资本怎么可能会投入进来？别说投资几亿美元，就是投 资几十亿美元，也未见得能左右“猪周期”。变幻莫测的“猪周期”实际已经成为规模化资本进入的最大障碍。
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原则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进一步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可在具体操作中，到底是顺应这个要求在做呢，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搞“农产品(000061,股吧)目标价格制度”，搞“收储制度”，怎样做才是市场决定，怎样做才是政府主导，恐怕我们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这 里面当然有管理理念问题，就是不相信市场机制作用，不相信市场能自我调节而达到合理均衡，所以政府汲汲于增加供给、平抑价格；同时也有路径依赖问题，各级 农业管理部门，正好以调节“猪周期”为名申请财政补贴，“猪周期”的存在及不确定恰恰成了行政机构存在并介入的理由——当然，它的前提也是不信任市场。
所以，本不复杂的“猪周期”，就搞成了这样的一笔糊涂账。深化改革能打破这个“猪周期”吗？只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原则不能有效实施，这个糊涂的“猪周期”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路径之困因为有坚硬的中间隔离层
我 国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两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一是基层创新突破，然后高层认可，全国推广，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高层决策，先进行顶层设 计，再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开，如举办经济特区、开发区。此次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指明了基本路径。但在操作中，却都遇到了难题，典型例证如上海自贸区建设。
上海自贸区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央领导高度重 视，进行顶层设计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了防止各部门截留权力，导致有关政策措施不到位，某些方案设计（如负面清单的制定）国务院授权上海方面操作。即使如 此，依然遇到了“肠梗阻”，很多领域的改革开放措施落不了地。原因在于，既有的行业管理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定型，顶层设计不能绕过，更不能违反，要突破这些 就必须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而这必须有立法机构以及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单凭一个地方政府是做不到的。所以，上海自贸区通过国务院报请全国人大批准 在区内暂停实施有关外资法律。但自贸区建设，远不只涉及外资法律，金融、贸易、海关、商检以及诸多行业管理法律法规都有涉及，都要履行有关手续去修订或暂停在自贸区实施，必然旷费时日，从具体操作上来说几乎也是不现实的。
那 么，是否可以由上海自贸区自行突破、探索，以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再向全国推广呢？也不行。有关法律法规面前，上海自贸区不可以违反，这是红线；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上海自贸区也不能摆脱。比如海关管理、进出口商检，只能由有关部门来制定方案和操作实施，和地方要求、市场要求必然存在相当距 离；金融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必须国家有关部门首肯，而这些部门，往往都有法律依据作为尚方宝剑，要想放宽限制也必须先推动法律法规修订或履行不在 自贸区实施的批准程序。
上海自贸区这样的国家战略举措，尚且难以实现从上到下的改革，也无法实现自下而上的突破，那地位及重要性不及上海自贸区的其他改革或区域性突破试验，路径之困当会更加明显。
以 往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先进行顶层设计还是先在地方突破，最后都实现了上下贯通，释放出了巨大红利；而这一次深化改革，却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地方突破，都遇 到了中间的坚硬阻隔，造成改革要么不能落地，要么不能萌芽，上下不能贯通，红利也就不能释放，这正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足的根源所在。而形成这路径之困的 中间阻隔，却又正是上文所述的法律之困与体制之困。
四大困境正在绞杀着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尽快、顺利解决这四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