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猪养殖基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牛腾八社，养殖户王刚存栏200余头猪，上下两层楼的猪圈舍看起来洁净漂亮，但奇怪的是里面却散发出一阵阵酒糟味。
“亏到撑不住了，我和同村人一起去酒厂把废弃的酒糟拉来喂猪，能省一点是一点。”王刚无奈地说，“即使这样，一头猪一天的伙食也得4元钱。如果纯喂饲料，一头猪得卖到每斤7元钱才能保本，但现在猪价已跌到每斤5元左右了。”
当地另一位养殖户王彬表示，在生猪市场好的时候，他们一般不用酒糟喂猪，“不但长势不好，也留下了安全风险，但我们没办法。”
这仅是今年“猪周期”的一个缩影。2014年的中国生猪在经历了短暂的从盈到亏的1月份后，猪价便“飞流直下三千尺”。中国第一生猪大省四川，养殖业内早已一片哀鸿，亏损惨重。四川省68个生猪生产重点县的监测数据显示，进入4月第4周，养殖亏损仍在进一步加剧：猪粮比跌至4.53：1，远低于6：1的盈亏警戒线;出栏肉猪价格每斤跌破6元，猪肉零售均价也重回个位数时代，跌至每斤不足10元。
“这个月卖了800头猪，亏了40万，300斤以上的肥猪每头要亏500元。”眉山市仁寿县华立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尹仲全一肚子“苦水”，“现在栏里还关着6000头猪，今年保守估计都得亏300万。”
“我养了15年猪了，这是最惨的一年。我们还带动了100多农户养殖，同样是亏得叫苦连天，不少人都不想干了。”不仅是养殖大户，规模养殖企业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成都市巨星集团是四川名列前茅的生猪规模化养殖企业，年出栏量20万头左右。总经理唐春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今年前2个月我们出栏2万多头猪，亏了800万。现在我们是靠其他产业的收入来弥补生猪的损失，现在一天亏10万，撑得很辛苦。”
在跌跌不休中，有的养殖户已选择变卖、抵押房产，以期盼“守得云开见月明”。资阳市大屋堰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玉忠除了合作社养殖的生猪外，自己公司还养了2000头母猪、1万余头育肥猪。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每个月要亏40多万元。
为了熬过低谷期，杨玉忠不仅拿自己的公司向银行抵押贷款800多万元，同时也开始变卖、抵押自己的房产和门市，获得100多万的资金。虽然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但老杨已经没法回头。
“预计不久，中国将有30%至40%的养殖场倒闭。”杨玉忠说，“我现在不能放弃，宁愿卖房也不能卖猪，否则更没有翻身的机会。”
“活得比其他人更久一点”，成了养猪圈内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已开始选择淘汰母猪。资阳市东庵生猪专业合作社今年800头母猪只剩下600头。负责人李云贞说：“淘汰的母猪中有40%是受市场行情的影响，喂得越多赔得越多。”
尹仲全的养殖场也淘汰了几十头能繁母猪。他告诉记者：“如果二季度亏损程度进一步加重，我估计淘汰母猪的现象还会增加。我们带动的养殖农户有的也出现资金链断裂，不少人担心亏损加大，也在淘汰、宰杀母猪。”
“规模化企业有一定的资金缓冲能力，一般不会出现屠杀种猪来降低损失的现象。但是对许多散养户和低水平规模养殖户来说，一旦撑不下去了可能就会这么干，实际上我们这段时间和一些同行交流时，就已经发现有些地方出现了这个苗头。”唐春祥说。
从养殖规律来看，一头母猪从进入能繁期到产仔，再到仔猪出栏，一般要横跨近1年半时间。如果出现大面积宰杀，会导致未来仔猪供应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猪肉价格暴涨。实际上2007年前后那波最为严重的生猪价格剧烈波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过去的经验显示，每轮价格暴跌过后，由于养殖户长期亏损，在防疫、治病、饲料质量、死猪处理等方面就会减少投入，从而加大疫情风险。”唐春祥表示，“不仅如此，生猪存栏量也会大受影响，从而进一步干扰正常的市场供应，加剧价格波动幅度。”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已经发现了类似的风险隐患。部分养殖户表示，往年有生猪保险(放心保)，养殖户出现病死猪，保险公司会专门派人来监督、对病死猪实施消毒深埋。养殖户在保险赔偿的吸引下，对死猪的无害化处理积极性较高，不易产生疫情。但今年一些地方的生猪保险还没落实，加上亏损严重，“我们不可能一边亏着本，一边劳神费力地挖坑埋死猪。”
四川省农业厅畜牧处处长富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像过去那样直接对生产环节进行干预，还是由市场完成优胜劣汰，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业内许多人都不希望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不要拿钱补生产环节。”唐春祥认为，“价格的事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解决。政府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应该从引导我国生猪养殖向现代化、标准化升级入手。应加大改革突破力度，在农村生产性用地确权、抵押担保等方面，解决养殖业长期存在的融资瓶颈，赋予养殖大户和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