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江畜牧业来说，2013年无疑是“多事之秋”。先是黄浦江死猪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接近年关，H7N9流感不期而至，家禽业面临全军覆灭。
而另一方面，转型升级的脚步在明显加快：
去年5月份开始，浙江省人大、省政府和省委接连召开了三个常委会，就畜牧业转型升级排兵布阵，作出重大决策部署。省农业厅和畜牧局先后召开了13次专题会议，进行贯彻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被提到了浙江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此前没有搞转型升级。黄浦江死猪事件和H7N9流感的出现，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全面、彻底的转型。”浙江省畜牧局局长张火法在电话里向记者说明。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30余年来，浙江畜牧业在每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几乎都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中引领着“潮头”。
在生态文明日益成为主流的当下，浙江有能力转危为机，冲出重围，建成“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田园风光特色明显”的生态畜牧业新格局，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吗？
半年调减生猪饲养量480万头
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猪肉。但要养猪，一定会有排泄物污染，一定会有病死猪。这两大难题如果不解决，养殖业就会成为“过街老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将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作为两大“软肋”，进行攻坚。
如何实现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上海松江给了浙江以启示。当年，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松江恨不得将养殖场赶尽杀绝，但时过境迁，如今却张开双臂，鼓励发展。这种180度大转变的奥秘在于，松江找到了一条种植业与养殖业配套的路子，在全区域范围内进行布局规划、功能界定和区别对待。
从区域角度看，浙江生猪产业布局很不平衡。如嘉兴，13万农民养着800万头生猪，无论排泄物还是死猪的处理，都十分棘手。浙江决定从布局规划入手，到2015年，全省落实种养配套耕地1000万亩，生猪饲养量减少400万头。其中嘉兴、衢州等养殖过载区域分别调减45%和15%；温州、台州猪肉自给率提高15%，宁波、丽水提高10%，其他地区保持稳定。
各县则被要求于2014年3月底前，重新划定禁养、限养区，向社会公布。非禁养区内，按照农田耕地每亩2头存栏猪、林地每亩0.2头猪标准，科学测算养殖总量。规划内的养殖场及配套生态消纳地必须有名有姓，具体落实到镇村地块。
许多农户一辈子以养猪为生，家里建房、孩子上学等费用，几乎都来自“猪圈银行”，但是，由于宣传到位，加上借助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东风，农户纷纷“舍小家为大家”，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得以势如破竹推进。浙江省畜牧局提供的数字表明，仅仅半年时间，过载区域低小散乱的养殖户调减了4.05万个，饲养量压缩了480万头。
布局调整和数量调减，为形成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循环农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十余年，浙江就开始探索循环农业，总结出了业主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等一整套模式。如今，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这套模式得以进一步快速推广。
记者采访了解到，业主小循环指的是同一个老板，将种养业相结合，进行配套计划、循环发展，以达到全利用、零污染的目的；产业中循环指的是同一个产业园区内，不同老板之间所进行种养业无缝对接。而在三个循环模式中，最具创新意义、最具示范价值的，当数区域大循环。
浦江是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据了解，该县在摸清各养殖场的饲养规模和周边种植基地布局情况的基础上，由大型养殖场或种植基地出资，政府补助50%的办法，购置了11辆3吨装沼液配送车。并将每辆车每年的配送数量、哪个养殖场与哪个消纳基地对接，都进行了细化。规定每配送3吨，政府补助50元、养殖场出40元、种植基地出10元。
这种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区域大循环，不仅有效解决了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难题，而且解决了生态循环农业点状、线性、局部发展的空间制约，让畜牧业真正成了体面的产业、有效益的产业。
无害化处理布下天罗地网
2013年3月，记者曾采访嘉兴南湖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该村1400多户，家家都养猪，由于养殖密度过高，生猪死亡率也特别高：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
死猪的处理成了竹林村无法治愈的隐痛。挖坑掩埋？年复一年，没那么多土地可供处理。许多养殖户为了图方便，就到处乱抛，任其腐烂。
死猪的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设无害化处理厂，符合环保与防疫要求，与当地实际需要相匹配；还要构建起全面覆盖的死亡动物收集网，由政府主导，企业作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政府还需要出台“堵疏并重”的政策措施，财政支持与保险跟进统筹；最后，还要组建一支监管执法队伍，进行高效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