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场拆迁说起
在过去30多年中享受了粗放式增长红利的养猪业，已经陷入发展困境。自2005年以来，关于养猪业需要变革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对于大多数猪场而言，此刻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近年来，珠三角各地已经率先掀起猪场拆迁潮。广东省东莞市自2005年起开始清理养殖业污染，中途由于生猪市场的大幅波动，政策一度摇摆不定，但2012年5月东莞再度出台“禁猪令”，规定猪场无论大小，以“环保不达标”、“猪舍没有报批”等各种理由遭到清除。2013年东莞通过了《东莞市“十二五”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工作方案》，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猪令”，打破了东莞养猪的最后一点幻想。增城市拆迁猪场的行动来得更加猛烈，从2011年起采用“堵疏结合”的方法整治养猪场，截至2013年8月19日，累计已经清拆养猪场7252家，占总数的99.5%。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城市清拆猪场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在这些猪场清拆行动中，许多养殖户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甚至彻底退出了养殖业。“偌大的珠三角，容不下一头猪”的预测逐渐成为现实，令人无奈。
环保就像是广东养殖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广东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超过1万家，占该省的60%。这部分猪场约中仅30%建设了大中型沼气处理设施，办理了排污许可证的更少。对于散户而言，一无政策扶持，二缺资金投入，在环保上更是难有作为。也就是说，一旦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大约有70%的猪场难逃被强制拆迁的结局。
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讲，地方政府清理“脏、小、散、乱”猪场，要求养猪场迁至土地资源更为宽松的地区，本身无可厚非。只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过于简单而粗暴，虽合乎法规，但止于情理。将环保后果完全由养殖户来承担不合理，地方政府应该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积极建立政府与养殖户之间的对话平台，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有必要制定合理的补偿方案。这种一拆了之、不拆罚款、拒拆抓人的执法行为，既寒了人心，也伤了政府公信力。
事实上，广东并非不需要养猪业。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及收入增加等因素驱动，广东猪肉消费需求依然保持增长态势。政府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广东生猪出栏要达到5245万头，标准化规模养殖比例达到90%以上，废弃物资源利用率90%以上。倘若各个地方政府如此卖力地清拆猪场，而非加以引导，未来谁来养猪？猪肉从何而来？一拆了之实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与健康养殖才是正道。在这一点上，《方案》（编者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奖促治”的主导方向更符合生产实际，也更有人情味。
十字路口
随着养猪投入加大、生产成本升高、市场风险加剧，加上产业政策频出，散户的生存形势不容乐观，产业结构亦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行业规模化发展加速。据了解，目前中国每年的生猪需求量6.3亿头，其中40%为散户养殖。近几年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迅速，目前基础母猪500头、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约有2500个，约占全国总出栏数量的10%.而在未来10年内，自繁自养50头~50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头~10000头的规模猪场将是发展主流。预计到2020年，存栏5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或养猪企业）年出栏量将达到总出栏量的50%以上。
散户经营日益困难，正在面临彻底出局的危险。养猪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可以说大局已定，作为畜牧大省的广东，这一步伐走得更快一些。
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引导这一场变革依然是一大挑战。2008年广东省农业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局联合印发了《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08年~2020年）》，要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发展环境友好、清洁生产、可持续、健康养殖生猪产业，保护水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生猪生产废弃物，使污水达标排放。
现在回头来看，《规划》执行的没有预期顺利。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地土地资源已经相对紧缺，养猪业一不带来税收，二要给予财政扶持，三是食品安全的风险也高，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受地方政府欢迎的产业，这也产生了来自地方政府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该省养殖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菜篮子供应有保障，加上养猪业积弊已久，地方政府失去了推进养猪业变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养猪业的转型升级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一些城市明显出现了“盛极而衰”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