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水产养殖动植物的各种暴发性病害时有发生、受到各种病害的危害也日益严重，水产养殖动植物每年由病害所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为数百亿元以上。
对养殖鱼类危害严重的主要疾病有：草鱼出血病、疱疹病毒病、鲤春病毒血症、传染性脾肾坏死病、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虹彩病毒病等病毒病；淡水鱼细菌性败血症、链球菌病、爱德华菌病、烂鳃病、赤皮病、打印病、水霉病等细菌、真菌病；刺激隐核虫病、小瓜虫病、指环虫病、三代虫病等寄生虫病等。
对养殖甲壳类危害严重的主要疾病有：虾类的疾病主要是白斑综合症、急性中肠腺坏死综合症、红腿病、烂鳃病、肠炎病、红体病、罗氏沼虾白尾病、固着类纤毛虫病等；蟹类的主要疾病是中华绒螯蟹颤抖病、黑鳃病、肠炎病、固着类纤毛虫病等。
此外,由于暴雨引起海水盐度急剧下降，导致池塘养殖海参出现大量死亡，对海参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华鳖因为各种疾病对局部地区的养殖业者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2014年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发生趋势的预测
养殖鱼类
草鱼出血病，疱疹病毒病和鲤春病毒血症等疾病仍将在局部地区出现，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暴发性发病，预计发病率为20%～30%、死亡率为10%～15%。鳜、鳗鲡、罗非鱼、黄颡鱼等养殖品种中，虹彩病毒病、链球菌病和爱德华菌病将重度发生，发病率预计超过20%，疾病主要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苏等地流行，死亡率可能达到15%以上。大黄鱼、石斑鱼、牙鲆、大菱鲆将发生刺激隐核虫病、链球菌病、神经坏死病、盾纤毛虫病。其中以大黄鱼的刺激隐核虫病较其他品种的疾病严重。神经坏死病、链球菌病分别危害石斑鱼、罗非鱼；盾纤毛虫病主要危害牙鲆、大菱鲆。2014年刺激隐核虫病将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神经坏死病、链球菌病将集中在广东、海南、福建等省份；盾纤毛虫病主要在山东、河北等地流行。除刺激隐核虫病外，其他疾病的危害程度将与2013年基本持平或略为上升。
养殖甲壳类
白斑综合症、急性中肠腺坏死综合症、红腿病、烂鳃病、肠炎病、红体病、罗氏沼虾白尾病、固着类纤毛虫病等将是甲壳类重点发生的疾病。急性中肠腺坏死综合症的发病率可能达到30%以上、白斑综合症的发病率在25%左右；罗氏沼虾白尾病的危害程度将重于2013年，主要在海南、广东、浙江、江苏、广西等地区流行。福建、浙江等省市养殖的锯缘青蟹的病害依然严重，其发病率在20%左右，山东、江苏养殖的梭子蟹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
爬行类
中华鳖的病害依然严重，在浙江、江西、江苏等地流行；龟病将主要发生在湖北省等地；蛙以细菌性疾病为主，主要在湖南、广东、安徽、四川、福建等养殖区域发生。发病危害程度与发病率将与2013年基本持平。
其他
刺参将发生皮肤溃疡综合症等病害，其危害程度将与2013年持平，4～5月的发病率在4%左右，主要集中在山东、辽宁两地发生。
2014年水产养殖动物病害流行趋势预测的依据
由于下述与科学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有关问题，在短时期内还难以缓解或得到彻底解决，决定了2014年水产养殖动植物病防控形势将依然严峻。
（一）养殖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由于工业、农业和城市污水的排放及水产养殖的自身污染，水产养殖的水环境受到各种有害物质污染正在加剧。污染水体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导致水产养殖动物自身的免疫力下降，对水环境中常在的各种病原生物的感受性会相应增加。在恶劣的养殖环境作用下，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尤其是暴发性病害的发生频率可能快速增加。
（二）有效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缺乏实用技术
对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的防控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方面：免疫防控、药物防控和生态防控。
1.对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实施免疫防控的条件尚不具备
缺乏有效的水产用疫苗。由于我国水产养殖品种和疾病种类多，迄今为止已经获得生产许可的水产用疫苗数量和种类非常有限。对于水产养殖动、植物的大多数严重病害，尚无可用的疫苗。
实施免疫预防的基础薄弱。我国水产养殖地域辽阔，养殖对象众多，养殖环境差异巨大，养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在不同养殖区域即使引起相同疾病的病原生物，也可能因为存在血清型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免疫失败或者加速病原生物的变异。 对水产养殖动物实施强制免疫缺乏法律依据。我国还没有推行对水产养殖动物病害防控的强制免疫计划，相关部门也没有相关规定。免疫防控是由上述科研人员在做，是否实施免疫接种则完全是由养殖业者自己决定，从控制或者扑灭水产动、植物病害的角度而言，小范围实施免疫接种是没有意义的。
2.药物防控缺乏实用技术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产用兽药基础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水产用兽药的应用研究十分缺乏。现有大部分水产用兽药是直接从兽药、农药和化工产品移植而来的，还没有用于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的专用药物。对于所谓的水产用兽药对不同水产养殖动、植物究竟如何使用才算是科学或者规范用药？在科学研究层面尚无结论，只能参照对其他陆生动、植物的使用方法使用水产用兽药。而对水产养殖动、植物用药与对陆生动、植物用药是存在许多方面差异的，原因如下。
水产养殖动、植物的种类多。各类水产养殖动、植物品种有百种以上。不同种类的水产养殖动、植物的生理特性差异很大，对药物的耐受性、药物的效应以及药物的代谢规律存在差异，正是由于在科学研究层面上，关于各种药物对不同水产养殖动、植物的药理和药效特点了解还很不全面和深入，缺乏规范使用水产用兽药系统参数，科学研究结果没有告诉水产养殖业者对某种水产养殖动、植物究竟怎样选择和使用药物才算是规范和科学的？从客观上增加了水产养殖业者正确选用药物的困难。
水产养殖动、植物生活环境复杂。在各种类型的养殖水体中，水产用兽药的用药效果或多或少会受到水体环境和理化特性的影响。水产养殖的水域包括淡水、海水、咸淡水，水产养殖的类型又有池塘养殖、湖泊围网养殖、滩涂养殖、浅海与深海网箱养殖等，水产养殖模式还有粗放式、半精养式、工厂化养殖等。正是由于养殖水域、类型和模式的不同，构成了水产养殖动、植物生态环境与生活习性的复杂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各种水产用兽药在水产动、植物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效应。而且水产养殖动物还具有变温的特性，相对于恒温的陆生动物而言，水生动、植物的生理代谢过程受水温的直接影响。因此，让水产养殖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和使用水产用兽药，做到规范用药的几率是很小的，而造成盲目用药的几率则是很大的。
对患病水产养殖动物定量给药困难。与用药物治疗陆生动物动物疾病时可以实施个体用药处理不同，由于在同一个水体中饲养的水产养殖动物患病后难以实施个体隔离，即使采用药物饵料治疗时也必然是群体受药，其结果往往是群体中正在患病而需要获得药物的个体，却因为食欲下降或丧失而难以得到适量的药物。与此相反，该群体中尚未收到感染的健康个体则因为食欲旺盛而摄取了大量的带有药物的饵料，导致药物在这部分水产动物体内的浓度过高，因此引起药害或者药物残留现象的发生。
因为只有在充分了解相关环境因子、致病生物对药物的敏感程度等基本参数、具备合格的药物后，才能根据常识选择和规范使用水产用兽药。而正是我国尚缺乏这些系统的基本参数，无论是执业兽医还是养殖业者均无从获得这些必要参数。也正是缺乏这些基本参数，导致管理部门在我国水产用兽药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环节中无章可循，才出现了假、冒、伪、劣水产用兽药充斥市场、指导科学使用水产用兽药止于喊口号的局面。
在当前的水产用兽药市场上，许多药物均以“非药品”的形式在销售。水产用兽药的生产中没有做到“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要求，部分企业为了增加水产用兽药的疗效，在中药制剂中违规添加西药，也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由于水产用兽药的质量参差不齐，科学用药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总之，水产用兽药的理论与实用技术的研究均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试验鱼类代表种类、环境评价、在给药方法与给药剂量的确定、经口给药的影响因素对用药效果的影响、间隔时间、休药期等都缺乏可供指导实际操作的规程与技术参数。
3.生态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难以实施
为了应对饲料原料、渔药等水产投入品和池塘租金不断上涨，水产养殖成本居高不下的局面，水产养殖业者采取增加单位面积内投放种苗数量、使用低价位饲料等方式极力减少投入成本，是不可能按照生态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要求的。至少在没有真正形成水产品优质优价的环境下，生态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尚难真正实施。
此外，从整个行业的层面上而言，我国水产养殖的大多数从业人员不仅对各种水产用兽药的特性、科学使用药物的技术与方法等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而且在从事的水产养殖生产过程中对各种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的预防没有正确的认识，不少养殖业者将药物防治作为控制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的唯一措施。当水产养殖动、植物的病害发生时，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诊断条件和可供决策选择药物的基本数据，自身具备的水产动物疾病学和病理学知识也不能满足对疾病进行正确诊断的需要，也就不可能做到对症用药和科学用药。
综上所述，由于水产养殖环境不断恶化、缺乏能有效防控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的实用性技术、规范化管理缺少技术支撑、水产用兽药的使用混乱等多方面的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决定了2014年的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将依然是严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