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大敌，往往具有人兽共患特征。一些动物病原体天生就有感染人的特性，还有一些动物病原体本身不感染人，但随着人类接触的机会增多，这类病原体适应了人体生存，从而衍化成了人类病原体。有资料表明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多达196种。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世界各国人员的交往和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增加了动物病原向人类的传播速度。过去人类流行的传染病病原68％来自动物，而现在这一比例上升到72％。如2002年的SARS疫情冲击了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的禽流感暴发又横扫了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这二次新传染病引发了极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恐慌。在国内，由于结核的又一次抬头，这一古老疫病重新成为全球和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的超快速增长、狂犬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居高不下；乙型脑炎、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炭疽、伤寒、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鼠疫、霍乱等重要人兽共患病等的不同程度的发生，都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社会公共安全。由于许多动物疫病可以通过动物源性食品传播给人,威胁人的生命和健康,可以在人群中传播,已成为直接影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动物疫病危害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主要是动物疫病可以使动物源性食品携带能够感染人的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引起人发病甚至死亡。另外，在防治动物疫病中，由于不当使用兽药而产生的耐药性、抗药性、药物残留，均可通过动物源性食品对人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畜牧业的发展，对人类与动物的健康形成旷日持久的威胁。
造成动物疫源疾病危害加剧的主要原因为：全球气温变暖，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各种生物数量和种群结构改变，激活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并给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人类生产建设造成自然环境改变，给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及其储存宿主和传播宿主的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全球化生产、贸易与发达的交通加速了疫病传播；抗生素和农药对病原体的胁迫作用，人医和兽医临床及饲料添加剂大剂量、大范围、种类无限制地使用抗菌药物，加快耐药菌株的产生和变异；候鸟迁徙促进了病原体远距离传播。
作为兽医，我们注意到这些新传染病都是动物源性传染病。重新认识、研究新发生的和再度出现的危害严重的动物源性传染病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充分发挥兽医公共卫生的防线作用，对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动物源性传染病
老病出现新症状，老病原出现新变异：病原因子在环境压力与机体免疫压力下，不断发生变异，出现新的变异株与血清型，如口蹄疫、禽流感、链球菌等，病原因子毒力变异导致新的流行，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禽流感对哺乳动物的毒力增强，导致人的感染；新型链球菌致人感染发病甚至死亡。
新出现和重新流行的传染病危害性增大：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链球菌病、炭疽、乙型脑炎、口蹄疫、流感等，近几年来发病率不断回升，不仅威胁着养殖业的发展，而且对人类的健康也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类越来越面临着动物病原的威胁，如SARS和爱滋病等的研究结果发现，病原溯源都与动物有关。高致病性禽流感原本只感染家禽发病，对水禽和哺乳动物不致病，而现在不仅能使水禽高度感染并能严重发病死亡，而且感染哺乳动物和人，并引起死亡。这警示随着环境、气候和生态的变化，某些动物病原已经突破种间屏障，直接感染人，给人类造成巨大威胁。
细菌性疾病危害加剧：随着集约化养殖的规模不断扩大，污染日益严重，细菌性疾病明显增多，如巴氏杆菌、猪链球菌、大肠杆菌等细菌感染的危害已变得十分严重。滥用抗生素等导致耐药菌株普遍存在，并使一些体内正常菌群成为致病菌群。同时由于临床大量使用抗生素，造成产品药物残留含量增加、产品质量下降、出口受阻，消费者心里恐慌。
疫病发病周期缩短：猪口蹄疫的流行周期过去是5～10年流行1次，发展到3～5年流行1次，又从每年流行1次，现在是每年流行多次，夏季也常发生，发病周期大大缩短，间隔时间愈来愈短。
疾病流行的空间特征变化迅速：集约化养殖加大了疾病传播速度与流行强度。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不少原来呈地方性流行的疾病变成世界性流行。
多病原混合感染增多，使病情更加复杂化：当前发生传染病往往不是单一的病原体所致，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病原体共同协同作用而造成的。多病原混合感染或继发感染已成为发病的主要形式。由于多病原的感染，使病畜禽所表现的临床症状没有诊断特异性，而是表现为一系列的综合症候群，使病情复杂化，增加临床诊断的难度，也给疫病控制带来困难，导致畜群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造成更大损失。
病症非典型化，随性感染增多：在疫病流行过程中，病原体受到外界环境及高度免疫力的影响，使一些病原体的毒力经常发生改变，有的毒力变强、有的毒力变弱，出现了新的变异株和血清型。加之畜群中的免疫水平不高或免疫抗体不一致，致使某些疫病在猪群中发生流行、并非典型化。比如猪链球菌病出现了血清2型，不仅能引起猪高发病，死亡率增大，而且引起人发病，成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
二、正确认识并思考禽流感
（一）什么是禽流感
禽流感是禽流行性感冒（AvianInfluenza，AI）的简称，这是一种由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亚型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综合征，被国际兽疫局定为Ａ类传染病，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不仅是鸡，其它一些家禽和野鸟都能感染禽流感。按病原体的类型，禽流感可分为高致病性、低致病性和非致病性三大类。非致病性禽流感不会引起明显症状，仅使染病的禽鸟体内产生病毒抗体。低致病性禽流感可使禽类出现轻度呼吸道症状，食量减少、产蛋量下降，出现零星死亡。高致病性禽流感最为严重，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最早的禽流感记录在１８７８年，意大利发生鸡群大量死亡，当时被称为鸡瘟。到１９５５年，科学家证实其致病病毒为甲型流感病毒。此后，这种流行性疾病被更名为禽流感。就最近５年的记录，１９９９年３月至１１月，英国伦巴第地区暴发禽流感，到次年３月１３００万只病禽被捕杀。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美国加州暴发禽流感，当年１２月疫情扩散到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到２００３年３月，仅加州就销毁３２６多万只鸡；４月，荷兰发生禽流感，人类感染者达８０人，并出现死亡病例。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以来，禽流感在亚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造成数千万只家禽被宰杀销毁，染病死亡者已达数十人。禽流感被发现１００多年来，人类并没有掌握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仅能以消毒、隔离、大量宰杀禽畜的方法防止其蔓延。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的地区，往往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禽类得了禽流感后，表现为精神沉郁，饲料消耗量减少，消瘦；母鸡的就巢性增强，产蛋量下降；轻度直至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打喷嚏和大量流泪；头部和脸部水肿，神经紊乱和腹泻。这些症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单独或以不同的组合出现。
一般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并不容易使人类发病。禽流感病毒属甲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根据其表面蛋白质的不同被分为Ｈ１到Ｈ１５等１５种亚型。世界各地的禽流感主要由高致病性的Ｈ５和Ｈ７两种亚型引起，而人对其中的Ｈ１和Ｈ３亚型易感。从微生物学角度讲，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阻止了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侵袭。首先，人呼吸道上皮细胞不含禽流感病毒的特异性受体，即禽流感病毒不容易被人体细胞识别并结合；第二，所有能在人群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其基因组必须含有几个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第三，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由于含碱性氨基酸数目较多，使其在人体内的复制比较困难。不过，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禽流感病毒会直接引起人类流感暴发，但从进化角度看，人类流感与原先在动物中传播的流感病毒有关。很可能是在历史上人类驯养猪、鸡等动物的过程中，由于人畜接触频繁，猪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的某些毒株发生了变异，获得对人的致病性以及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成为人类流感病毒。这类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因此医疗研究和监测部门仍对禽流感袭击人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对个人而言，应注重身体健康、保持良好免疫力；食用禽类制品之前要高温充分烹煮，以杀灭病毒。截至目前，我国内地从未发生过高致病性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例。我国已经建立了可快速检测禽流感的技术手段，卫生部在几年前就强化了包括禽流感在内的流感疫情监测，多种流感病毒的动向都在监视视野中。人类患上禽流感后，潜伏期一般为7天以内，早期症状与其他流感非常相似，主要表现为发热、流涕、鼻塞、咳嗽、咽痛、头痛、全身不适等症状。大多数患者治愈后良好，病程短，恢复快，且不留后遗症，但少数患者特别是年龄较大、治疗过迟的患者病情会迅速发展成进行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血、胸腔积液等多种并发症而。
（二）由禽流感引发的动物源性疫病防控的思考
1、真正全面贯彻相关法规和制度
动物疫病和人类疫病的防控已经有若干的法规、技术规范和制度的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猪链球菌应急防治技术规范》、《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管理条例》等，从法律、技术等层面都作了很好的界定。因此，认真解读法律法规，全面引发全员的自觉性执行，形成良好的长效机制。比如，加强整个防疫队伍和防疫体系的建设，加快兽医体制改革，同时加大对整个防疫体系建设的投入，建设一支兽医防疫队伍，以及加强整个技术支撑体系，对于诸如禽流感等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防控显得尤其重要。
2、公众和专业技术人员对疫病的知晓层面
一般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度和技术人员存在较大的差距。新闻媒体必需重视但又不能过分渲染疫病。对于禽流感的预防，重点在散户饲养的家禽，特别是流动性强的水禽。一旦这些散户饲养的家禽出现问题，全国就会新增一个疫点，其方圆3公里以内地区将被隔离封锁，禽鸟全部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现在的防疫技术非常成熟，关键在落实措施。只要家禽养殖户认识到禽流感的危害性，树立良好的卫生观念，基层做好有效的疫苗接种、卫生管理和定期消毒工作，禽流感在农村是能得到有效防控的。如果农户发现家禽异常死亡，要立即上报当地的防疫检疫机构，而不要自己随意下结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不良影响。
正确评估候鸟对本病的传播。候鸟沿着其迁徙路线将病毒进行广泛传播的可能性，但可以传播的概率难以预测。候鸟传播病毒需要几个条件，包括飞经的候鸟要感染病毒，同时飞行路上没有死亡，然后带毒飞过某地或在某地范围内停留。因为候鸟迁徙的路线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有时候会有所偏差。所以要准确预测有一定难度。对候鸟的监控主要依靠政府来组织实施。如果候鸟是一个鸟群发病，其落下的粪便中的病毒都有可能随风传播。所以大型养殖场最好设置隔离网和顶盖，但完全切断人和禽鸟的接触很难做到，大家要用积极态度和良好的卫生措施来面对。
畜禽养殖业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它在丰富了人们餐桌的同时，也让好多养殖户走上了小康之路。然而，在我国，畜禽养殖方式却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仍很低，好多养殖户受饲养管理技术、财力物力条件、科技知识水平等的限制，条件简陋不堪。还有很多养殖户将多种禽类混养，更有甚者，好多农家鸡舍就建在猪圈上，恶劣的卫生环境大大增加了动物间传染疫病的速度和面积，增加了病毒混合变异和传播的可能性。而且，开放式的养殖环境、人与畜禽直接接触，也增加了疫病传染给人的机会。还有的养殖户为追求经济效益，缩短出栏周期，滥用违禁药品，使动物对疾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样的养殖方式不转变，一旦疫情暴发，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实现畜禽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大课题。在发达国家早已销声匿迹的活禽消费，在我国至今仍随处可见。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亲眼看着是现杀的就是新鲜的，全不管经营环境卫生、鸡的来源、鸡以及宰鸡人的健康状况等，对于这样的经营方式，既需要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也需要政府从管理方面再下点工夫。禽流感虽然是一场灾难，但疫情之后，如果不从根子上找原因，不对我们不正确的消费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改变，不从保障体系上去完善，那么，禽流感之后还会有什么让我们再度恐慌？
3、不必对诸如禽流感样的疫病恐慌
人们对禽流感的研究历史悠久，目前已经有了控制禽流感的有效方法，在技术上全面深入进行防范，但在民众心理层面不必造成恐慌。从微生物学角度讲，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阻止了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侵袭。首先，人呼吸道上皮细胞不含禽流感病毒的特异性受体，即禽流感病毒不容易被人体细胞识别并结合；第二，所有能在人群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其基因组必须含有几个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第三，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由于含碱性氨基酸数目较多，使其在人体内的复制比较困难。不过，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禽流感病毒会直接引起人类流感暴发，但从进化角度看，人类流感与原先在动物中传播的流感病毒有关。很可能是在历史上人类驯养猪、鸡等动物的过程中，由于人畜接触频繁，猪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的某些毒株发生了变异，获得对人的致病性以及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成为人类流感病毒。这类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因此医疗研究和监测部门仍对禽流感袭击人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对个人而言，应注重身体健康、保持良好免疫力；食用禽类制品之前要高温充分烹煮，以杀灭病毒。截至目前，我国内地从未发生过高致病性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事例。从科学的角度看，重组的基因毕竟不是100%的原基因，所以说1918年的流感病毒源自禽流感病毒，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人类的许多流感病毒如H3、H1病毒等确实都源自鸟类，但杀伤力并不大。目前，H5N1亚型病毒只停留在人鸟传播阶段，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变异到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便将来真是如此，其毒性也有可能减弱。
4、建立动物医学与人医学一体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和长效运行机制
我国现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重视人医学，轻视动物医学，人医学与动物医学各自为政，人兽互传病的研究互不通气，或重复研究，或都不研究。动物食品的生产监管机构众多，条块分明，缺乏协调，建议尽快建立动物医学、人医学一体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动物烈性传染病、动物疫源性疾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将会长期存在，必须建立动物疫病和公共卫生的长效机制，主要内容有：建立和完善疫病法律法规系统，使人和动物疫病防治法制化；建立和完善疫病预测预警系统，有效地预测预警，在疫情发生之前即发现疫情趋势，以便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将疫情制止在发病流行之前；建立和完善疫病预防治疗系统，这是预防疫病发生和传播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和完善应急反映系统，在疫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之前有所准备，使扑灭疫情和处理突发事件进入正常工作程序，做到规范化、程序化、经常化和制度化。同时进一步加强抗生素和农药生产、销售及使用管理，减少抗生素对病原体的胁迫作用，减少耐药菌的产生和病原微生物的变异速度。
5、保护原始生态环境，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病原微生物可能大量增殖，并发生变异，对人类造成危害。因此，对原始生态环境应加以保护，不要继续开发。为了减少病原从野生动物宿主转移到人类宿主，减少动物疫源疾病的发生，应尽量减少人与野生物接触机会，善待动物，严禁捕杀、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对驯养野生动物的养殖场实行全控制。
6、进行流行病学论证，加强动物疾病监测
在制定经济发展、工程项目时，要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学论证，应考虑对病原体和宿主的影响，要听取流行病学家的意见，进行流行病学论证。建立健全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疾病监测制度，又特别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如鸽子、麻雀、喜鹊等城市鸟和鼠、宠物等携带致病因子的数据系统，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数据库中的疾病谱和防治措施，对疾病和所带的病原体早发现、早处理。积极参与全球化动物疾病防疫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关注国际疫情动态。
三、防控动物源性疫病需要解决的问题
1需要解决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要应对重大动物传染病的威胁，要加强科技研究，不断克服科技难题。著名传染病专家陈焕春院士认为，要有效的防控重大动物传染病，减少重大动物传染病的危害，在科学与技术上，目前需要解决以下10个问题：动物重大传染病的病原生态学与流行病学、动物重大传染病的病原分子进化与遗传演变规律、动物重大传染病的病原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动物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跨种间感染、动物重大传染病分子免疫机理、动物重大传染病病原功能基因组与蛋白质组学、动物重大传染病防制技术、潜在人畜共患传染病及外来跨国重大传染病发生机理与监控、抗性遗传与功能基因研究、转基因植物可饲疫苗的研究。
2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
有关专家指出，要有效防治重大动物传染病的发生，减少损失，在体制方面当前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加快官方兽医与执业兽医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兽医卫生体系建设、重大动物疫病疫情紧急预案机制、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疫情时对疫区动物的扑杀和补偿制度、兽医行政执法职能与经营服务职能有效剥离、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标准的制定、各部门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协调、合作机制等。监测疫情，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储备疫苗及药物，开展防控科技攻关，重点做好诊断试剂、新型高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制和推广。一旦有新的疫情发生，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扑杀、消毒和隔离。对疫区家禽扑杀和受威胁区强制免疫实行合理补偿补助的政策。抓紧实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增加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基层兽医人员的培训，提高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能力。改善动物防疫条件，推进饲养方式转变，引导和支持标准化养殖、清洁养殖和集约化养殖，促进动物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防控动物传染病，我们有理由不需要恐慌
（一）技术上确保有效防控动物传染病
近年来，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防控在技术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如生物芯片技术在传染病领域中的应用：分析微生物基因多态性及其在药物作用下基因表达变化，了解病毒或细菌的抗药基因和耐药机制；分析研究在药物作用下微生物基因的表达情况；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分析宿主感染微生物后细胞基因组表达变化，探索病原致病机制；鉴定候选毒力基因；微生物的分型与鉴定；基因芯片诊断和检测中的应用。吴时友等进行了用基因芯片同时检测禽六种常见病毒的研究，将基因芯片技术应用于病毒性疫病可灵敏、特异、快速的检测病原。
全国各地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对禽流感、猪场猪繁殖与呼吸道综合征、圆环病毒病、猪轮状病毒病、狂犬病、猪链球菌等对畜牧业危害严重的重大动物疫病的调查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数据，为制定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措施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在广大兽医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在禽流感疫苗研制、猪链球菌诊断技术、禽冠状病毒研究、小反刍兽疫研究、猪内源性反转录病毒与异种移植安全性研究、免疫检测技术在生物战剂和传染病性疾病鉴定应用方面的研究、植物生物反应器生产基因工程疫苗、动物RNA病毒反向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很大进展。
（二）有成熟的防控动物源性传染病的经验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经历了禽流感的侵袭、非典的暴虐、口蹄疫的惶恐。在惨重的损失的代价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一是形成了紧急预案机制：在应对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紧急预案机制。各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都各自制定了相应的重大动物疫情紧急预案机制，在经费、人力、技术等方面都有了保障。二是建立了专家库，国家有关部门在疫情一旦出现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派遣相应的专家及时出现在疫区，及时作出诊断，制定出适当的防控措施。三是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标准和措施，在每次疫情出现之后，政府相关部门都及时的组织专家制定出了有效的标准和措施，并且作为长期的机制执行。比如《猪链球菌应急防治技术规范》、《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等。四是形成了良好的疫情公布和通报制度，使人们能够及时了解疫情。
总之,人类要有效与动物源性传染病进行抗争,必须加强公众对疫病的认识,减少人们的恐惧心理，明确疫病的综合防控观念；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全面掌握疫病防控的基本技术、理论和物资基础；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和法规宣传,从制度和组织上保障防控措施的有效执行。
（作者：张国红 汪勇 曾佑全 刘永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