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产品“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显示出目前调控仍停留在“短缺调控与消费者调控”的层面；暴涨某种程度上源自此前对生产环节利益的漠视
5月22日，消费者在上海一家大型超市内选购生猪肉。近日，上海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目前的批发价格达到每公斤16元，同比上涨七成左右，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资料图片)
连日来，我国各地粮油肉蛋价格轮番上涨，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严峻考验，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轮价格普涨有宏观经济偏快、流动性过剩以及世界食品价格上涨等客观原因，同时暴露了农产品市场调控思路的欠缺、动物防疫体系的薄弱，粮食能源化的负效应也开始显现。
源自对“跌”的漠视
对政府近期的肉价调控，长期从事生猪养殖的江西华绿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生不无微词。他说，一年前养猪户们苦苦挣扎、赔本杀猪的时候，除了少数畜牧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微弱的呼吁，舆论无声无息，也未见政府扶持。现在猪肉一涨价，政府部门一边通过投放国家储备肉等措施平抑肉价，一边给城里人提高低保、发放“肉补”，明显有“重城轻乡”、“重消费轻生产”的嫌疑。
徐建生说，政府如果在去年把这些提高低保、发放肉补的钱，通过价格补贴、疫病补贴、种猪补贴或者疫病保险扶持农户“救市”，保护养殖户积极性，减少提前出栏，引导及时补栏，今年的暴涨行情或许可以避免，至少不会暴涨。他坦言，今年猪肉价格暴涨根本原因是供需有缺口，而供需缺口是由于去年猪肉低价和蓝耳病疫情造成猪贱伤农，是有关方面对去年肉价暴跌和疫病的漠视留下的“后遗症”。
江西省农业厅市场处副处长胡仲明说，猪肉“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在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并不鲜见。政府容易重视消费市场的反映，忽略生产环节的呼声；市场不会因价格低廉激起微澜，却能对价格上涨产生强烈波动；消费者只能感知价格上涨的苦楚，却难以体会猪肉价格下跌时农民的辛酸。农民既要承受下跌的亏损，又难享受上涨的红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跌的漠视，加上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导致了报复性的暴涨。
农副产品调控要借鉴粮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各级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还习惯于在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时，站在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而在农产品过剩时却要么不管少问，要么无能为力，“托市”、“救市”难见有作为。而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劣是世界性的课题。虽然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但在全社会的舆论氛围、思维方式上，农民的话语权还是太弱，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还存在“以城压乡”，“二元结构”思维依然存在。
李国祥说，在城乡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政府“有形的手”必须更多地从“短缺调控”转为“短缺调控与过剩调控相结合”，从“消费调控”转为“消费调控与生产调控相结合”。他认为，短缺调控是无源之水，只能头痛医头，治标不能治本，只有结合过剩调控，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农产品产销平稳的长效机制，避免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从去年底至今的粮油肉蛋轮番涨价的情况看，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正变得更加频繁，涨跌幅度也在悄然增大。李国祥说，过去，各地城市有“菜篮子工程”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稳定。这几年随着农副产品生产加速向农区转移，“菜篮子工程”的补贴机制名存实亡，而新的、全国性的补贴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
下一步，要研究是否需要建立对所有农副产品的生产补贴机制。
实际上，目前国家对粮食的补贴机制已经建立，并初见成效。对比去年底的粮价上涨和今年5月的猪肉价格上涨，两者表现迥异。
去年粮价上涨后，国家通过抛售最低收购价粮食，市场粮价很快得到平抑，至今仍在较高位稳定。而今年5月的猪肉涨价行情则是“一天一个价”，虽然有关部门提出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市场，但迟迟未见行动，业内预测肉价至少要到8、9月份才能回落，有的甚至说要到明年，政府部门对“疯狂的肉价”似乎束手无策。
这是由于目前政府对这两种农产品的调控机制不同。2004年春粮食价格上涨后，国家及时采取措施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每年发布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获时如果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则由国家指定的粮食经营企业入市收粮。这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了足够的粮食产量；同时，收购进来的粮食也成为政府重要的调控手段。因此，这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持续上涨，价格稳定。而包括生猪在内的许多农副产品生产完全市场化，又缺乏生产预警机制，因此不免大起大落，价格暴涨暴跌。
受访的有关人士提出，为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应该参照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研究对整个农业产业建立生产补贴制度，建立农副产品持续稳产稳价的长效机制：可以考虑出台最低收购价制度；可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点建立种猪补贴、疫病补贴等制度；积极引导销区与产区建立紧密的、有利益纽带的产销合作机制；抓紧建立和扩大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粮食能源化“挤压”食品安全
粮油肉蛋价格普涨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粮食能源化。近年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粮食产品用于替代能源的生产，生物能源产业方兴未艾，谷物需求大量增加，推动了粮油肉蛋涨价。
《瞭望》新闻周刊在去年底粮食价格上涨期间曾就粮食能源化问题作过调研报道，并发出警号。随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立即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最近的肉蛋价格上涨再次证明，燃料乙醇给中国带来的并不全是好东西，高油价和高粮价的双重压力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困难，对整个宏观经济提出了新挑战。能源安全问题开始“挤压”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食物安全问题。
长期以来，粮食是比较效益最低的农业产业，能源用途的开拓延长了粮食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适度发展，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盲目建设的势头，不仅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玉米加工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有可能引发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吃饭问题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大量消耗粮食来加工工业用油、化工产品，不仅是“拆东墙补西墙”，更是“挖地基盖屋顶”。一定意义上，粮食安全问题属于生存的范畴，是“底线”；能源安全则更多的属于发展的范畴。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粮食不能承受“能源化”之重。为了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我国的土地已经筋疲力尽，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开汽车”。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学者管清友最近说，在生物能源上，目前中国陷入了两难，如果大力发展乙醇等生物能源，则直接面临高粮价的威胁；如果不发展，则可能在替代能源领域落于人后。如何应对？他提出了三点思路：
一是增加粮食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尽可能减轻国内价格上涨的压力。食品价格走势关乎民生，应当作为首要考虑的政策目标。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如果能部分转化为储备油和储备粮，则既发挥了外汇储备的作用，又解决了燃眉之急。
二是把粮食问题等同能源问题来看，千方百计增加国内粮食供给，给种粮农民以实惠，保障他们的利益。通过补贴、限价收购和流通体制改革等手段，理顺粮食供需渠道，增加粮食供应。
三是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替代能源发展的思路，重新思考美国等粮食生产大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思路是否适合中国。
管清友说，中国的能源战略至少应该考虑到两个问题：首先是替代能源发展不可回避，要作为长期战略。其次是能源战略首先要保障国民福利，导致国民福利下降的能源战略没有意义。人是第一位的。尽管中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但是粮食安全永远都比能源安全重要。本轮粮油肉蛋价格普涨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林艳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