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起，惠阳以摧枯拉朽之势向非法养猪场发起第二波猛攻。据报道，第二波被强拆的猪场加上第一波被拆的总数已突破1000家，离1600家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这一战果同时宣示：中央关于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在惠阳这片土地上根本行不通。
频密的中央政策
8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落实政策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落实促进生猪等副食品生产供应的各项政策措施，保证市场供应，维护副食品价格稳定。
7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菜篮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7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和稳定市场供应工作。商务部派出15个工作组，陆续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查生猪市场供应。
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工作的通知》。
近几个月来，随着猪价涨声四起，国务院连续不断地开会，发文，检查，以期“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然而考察省级以下政府的反应，鲜见有在中央政府出击前主动开会发文或出台措施“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有的只是在中央部署后接着开个会议，更多的则似乎根本没把肉价疯涨当回事。
中央政府的迫切和地方政府的“从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刺眼的是此间某些基层政府一意孤行强拆猪场的行动。
逆向的基层行动
“一个文件就要我们搬走，根本没提赔偿的事情。”说起集团下属猪场被台山市政府裁定为非法养猪场的事情，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会长、广东长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建常就有点忿忿不平。1997年，长江集团投资了1000多万在台山大隆洞水库旁建种猪场，年产100万头猪。好景不长，猪场不断收到市民的环保投诉。2006年12月25日，台山市政府把大隆洞水系列入禁养区。长江集团属下的养猪场按政府文件成为了“非法养猪场”，面临被迫搬迁的命运。
“我们的养猪场建在一个灌溉水库的旁边，起初建猪场的时候，当地政府并没有说那里不能建猪场，而且对照国家《畜牧法》关于禁养区的规定，我们并没有违法。”江建常告诉笔者，大隆洞的猪场是和台山市林业局签了承包合同的，但是地方主管部门既不上门宣传政策、法规，也没有按照环境评估程序检测，而是直接要求他们搬走。
“非法”养猪场已成为一种现象。“我保守估计，中国的养猪场至少有八成是非法的。”江建常说。
惠州市惠阳区除处于禁养区的一家猪场“合法”外，其余1600多家均被认定为非法。“我们的猪场有工商执照、2004年办到了卫生(防疫)合格证！每年交1500块防疫费！我们还申请了排污许可证，但是没有批。政府就是以不够环保为名义拆除我们猪场。”惠阳河伯田农场场长王汉堂说，有关部门不给他办证的原因是：惠阳到2010年的排污指标已经用完了。
增城市锦兴猪场场主张锦坚告诉记者，2005年之前可以办防疫证，但是现在办不下来了，7月份他申请办证，到现在还没有答复。至今他都是无证养殖，增城基本上没有一家是有全部证件的。
畜牧法有缺陷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养猪没有门坎，政府支持养猪、鼓励养猪，养猪行业在全国遍地开花地蓬勃发展起来。“按照以前的规定，根本没有环保、土地方面的限制，只要拿了防疫证就可以养猪了。但在去年国家实施《畜牧法》之后，对环保卫生方面做了有关规定，有些地方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清理非法猪场。”江建常说，“我们养猪的时候，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现在法律有了，政府却用现在的法律去规范当年政府鼓励发展的猪场。于是，这些猪场就违法了，关门了。”
江建常指的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他曾经以为“这是保护我们这个行业唯一的一部法典”，但“这部法保护不了我们”，因为这部法律对合法的要件规定得不够细致，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
《畜牧法》起草专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任大鹏解释道，《畜牧法》中虽然没有对具体环保条件做出解释，但是国家环保总局在2001年3月2和2001年12月分别公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这两部法规是和《畜牧法》一同起作用的。“一些细则的问题不一定要在同一部法律里面体现出来。因此，养殖户不仅要遵守《畜牧法》，也要遵守这两部法规里面的规定。”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刘汉霞教授有不同的看法。从法律条文来看，侧重的是食品安全生产管理方面，但是对于供应人，例如畜禽养殖户的利益怎样保护，就没有详细的规定。因为《畜牧法》出台的背景是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公愤，而畜牧产品供应问题没有纳入考虑范围。加之配套法规出台不及时，所以才会造成目前猪农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状况。
整部法律，对于政府不给养殖场办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等没有惩罚措施，也未为养殖户提供寻求救济的渠道。但任大鹏指出，畜牧法在这2年内不大可能修订。
地方政府利益最大
在某些地方，正在进行一场保猪和驱猪的“战争”，中央政府似乎已经选择站在“保猪”这方，温总理甚至亲自下到基层养猪场察看生猪生产。但事实上，最高权威的中央政府加入后并未叫停这场“战争”。惠阳区委一位官员对此的反问是：到底是政策大还是法律大？言下之意是，惠阳是根据畜牧法等法律法规办事，但这种说辞显然经不起推敲，这与政府一开始的乱作为有关。
著名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先生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目标诉求发生了分野。中央政府关注的是民生问题和社会稳定，肉价上涨了给市民生活带来影响，它必须得管。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没有猪肉价格上涨压力的，只有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它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就有选择地执行。其次，中央只管制定政策，下达意见，对于执行的成本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至少是需要增加地方成本，即人们所说的“中央请客，地方埋单”，对于这种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地方政府就更不愿意做了。第三，中央的文件经过一级一级下达到基层之后，重要性已经慢慢减低了，而且这不是关乎重大政治性质的文件，对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约束力。中央的文件是出台了，但是地方是否执行中央无法监督。虽然农民从自身权利维护的角度可以去控告地方政府不作为，但是司法机关都是由政府管的，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意义。
“政策大、法律大，但都没有地方政府利益大，必须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才能避免类似惠阳罔顾政策和民意的行为。”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