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肉销售因禽流感大受影响，购买者寥寥无几
鹌鹑十年一场空
鹌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很受人们喜爱，再加上它“动物人参”的美称，近年来的市场不错，张文华一年能卖掉1000万只鹌鹑。然而，10年间的两次禽流感让他猝不及防、焦头烂额，用张文华自己的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文华告诉本刊记者：“我今年45岁了，可别人都说我像65岁的，头发都白了，人家都喊我‘老爷子’。2005年那次禽流感我赔了150万元，今年这次已经赔了100万元。”
2003年，四川人张文华来南京做鹌鹑生意。他当时雄心壮志，一个人打通从种苗、孵房到养殖、销售的“一条龙”，生意覆盖南京、镇江、马鞍山、句容、扬州，还雇来30多位养殖户。
2005年第一次禽流感过后，张文华不得已而缩短自己涉及的产业链长度，他砍掉了种苗和孵房两个环节，愿意跟着他的养殖户也只剩下16个老乡。“一是这一行利润低，风险大，谁也说不准行情，一些人赔了就不做了，二是养鹌鹑又苦又脏又累，南京本地人也没人愿意做。我从镇江买进鹌鹑苗，按6毛5一只供应给养殖户，也提供饲料，然后按2块5一只回收，这东西的市场价一般是10块钱3只。”
现在，张文华自己不做养殖，只负责联系各个菜市场供货。他和16位老乡之间没有合同，全靠口头协议和多年交情。16个养殖户分散在六合、栖霞和江宁区，每户租十几间农村的平房，用木头和网绳做成笼子，每4～6天引进6000只左右的鹌鹑苗，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市去卖。之所以不集中养殖，有三点原因：一是为了方便运输，直接送到各地的菜市场；二是对养殖水准的控制能力不足，担心一家鹌鹑生病，迅速影响到其他几家；三是鹌鹑市场和鸡鸭相比还是销量小，加之资金有限，搞规模化养殖有难度。
王孝容是16位养殖户之一，也是10年前就开始养鹌鹑。王孝容租的18间平房位于栖霞区甘家巷新合村中菜8号，她家里养了将近6万只鹌鹑。4月12日上午9点多，她家里来了两名中菜大队的工作人员，带着南京市城市管理局4月7日公布的《关于禁止饲养家禽家畜、种菜的通告》，要求她尽快把家里的鹌鹑全部处理掉。和她接到同样上门通知的还有六合区葛塘镇四周村四周组3号的张登国。
在此之前，王孝容已经埋掉了3万只。她告诉我们：“养一只鹌鹑一天就是接近两毛钱的成本，像我们这几家每户都有5万多只鹌鹑，全都卖不出去，不埋掉怎么办！”
王孝容告诉本刊记者：“我跟执法人员说，我的鹌鹑太多了，这些损失怎么办？来的是两个女的，大概40岁的样子，她们说：‘不管你，不杀完不行。’我就生气了：‘你要检查出我的鹌鹑有病毒（H7N9禽流感），我肯定负责任的，你要是没检测出来，你们要给补贴吧？’她们说：‘反正你不要抬扛，反正你要杀。’我说，我这有两三万只鹌鹑，我杀一天也杀不完啊。然后她们就走了，说不杀的话以后要罚款。我和儿子今天杀了一下午的鹌鹑。”
这次禽流感发生后，王孝容和其他15位养殖户总共埋掉了60多万只鹌鹑，还有大概20万杀了放到冰柜里，自己也吃掉小部分。“公的鹌鹑统统埋进地里，母的留了一部分等以后市场恢复了还可以产蛋。”
张文华向我们强调：“我们都没往河浜里倒，就是在田地里挖坑埋的，有的埋在山上。”之所以选择埋掉是基于他上一次禽流感的教训：“我那次把所有的鹌鹑杀了都放进冰柜，但是每个月的冷冻费就是1万多块钱，到最后市场恢复了，鹌鹑也冻干掉了，没有水分不能卖了。”
说到10年来做鹌鹑生意的伤心处，张文华声音哽咽：“我就没赚到钱，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给我小孩搞到南京户口，本来买房子就可以落户的。我小孩原来在南京一中上学，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户口只能回四川高考，如果我赚到钱了，孩子就能在南京考试上学了。”
对养殖户而言，禽流感威胁的不仅是健康，还有对市场的信心。“2005年的禽流感让我差不多倾家荡产，到去年刚刚还账还清楚，今年又来这么一下，这个禽流感真是害人害得不得了！”张文华叹了一口气，“我这十几年白干了，到现在还是租的房子，别人做生意是路越来越宽，我的路是越来越窄。我现在只保留了一部分种鹌鹑，这个市场要是3个月还不见好转，我也觉得没意思了，不再做了。”
活禽无市熟鸭难卖
南京人嗜好食鸭是出了名的，这里有起码100多家鸭子加工企业。夫子庙老张家的樱桃鸭店凭借“炒盐腌、清卤复、晾得干、焐得透”的祖传工艺，曾被曾国藩誉为“金陵第一鸭”。南京鸭业协会秘书长燕东峰告诉本刊：“2011年南京加工销售的鸭子有1.2亿只，鸭业经济总值120亿元。”根据我们的走访，禽流感侵袭使得南京的盐水鸭、烤鸭等熟食门店销售额下降45%～75%不等，多数降幅达六成。
明瓦廊是着名的“美食一条街”，自明朝起就是商铺栉比的繁华之地。这里沿街及周边满是紫燕百味鸡、老鸭粉丝汤、章云板鸭、绝味鸭脖等禽类熟食店。“金宏兴”是这条街上的清真老店，以挂炉烤鸭、金酥酱鸭着称，现任老板叫金长明。
看店的杨文明告诉我们：“清明节那天上午还和往常差不多，到下午突然人少了，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禽流感的新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平时一天能卖200只鸭子，现在也就不到100只。原来我们店每天都排队的，从窗口到南边巷子口排60多米的队，现在来人就能买，顶多买半只烤鸭或者买点鸡爪，还都是老食客。”
住在洪公祠小区的张先生现年50岁：“我们这条巷子的人都是吃他们家的鸭子长大的，几十年了从来没事。不过很多人还是害怕的，能不吃家禽就不吃，这也能理解。”杨文明将烤鸭一剖为二，切块，称重，一边给张先生找钱，一边告诉我们：“我们家的鸭子主要用高淳、如皋的水鸭，但现在活禽市场关闭，外地活鸭运不进来，我们的货源顶多还能撑10天。其实烤鸭最好是现杀现烤，这样皮红亮脆，肉嫩多汁，杀完了放几天口感就有差别。”
“相对于养殖、屠宰这样的产业链上游，加工销售环节的损失还在可控范围。我们的销售额下降后，生产也暂时停止了相应的比例。”樱桃鸭业的副总经理晏南飞告诉我们。4月11日南京市农业委员会畜牧处专门召集规模较大的禽类食品加工企业开会，希望他们能加大对产业链上游的采购力度。毕竟，如果现在不对养殖环节加以扶持，等禽流感过去之后禽类食品价格将暴涨。
禽类产业链遭受冲击的肇始原因是消费乏力。在交谈中，从业者们反复强调行业事实和专家说辞，以期打消消费者顾虑。
南京名英食品有限公司负责销售的魏经理说：“制作盐水鸭用的是‘光鸭’，也就是初步处理过的冻鸭，不是活禽。南京消费的鸭子主要来自河南信阳的华英农业、江苏盐城的农耕集团，还有其他一些山东、江苏的企业，这些大企业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检验检疫。”
晏南飞告诉我们：“我们运来的鸭子使用了速冻技术和冷链配送，既安全又保证口感，然后用至少100摄氏度的温度烹制30分钟以上，最后再高温杀菌、真空包装，这可以保证安全。专家也说了，禽流感病毒不耐热，65摄氏度30分钟，100摄氏度2分钟，病毒就失去传染性了。”
4月6日和7日，南京市政府先后发布公告，暂停市外家禽进入南京市场，暂停全市所有活禽批发零售市场，并取缔了22个马路市场活禽交易点。
在范家塘菜市场经营活禽摊位的杨谭元、李红群夫妇早在市政府下达通告前一天就自行杀光了所有的50只鸡和160只鸭子、鸽子、鹌鹑等。“连着三天没卖掉一只，原来8块5一斤的，按5块钱一斤给也没人买，每天还得喂食，还得用电烧着炉子，不杀掉就亏死了。”杨谭元把杀掉的家禽送给同在市场里卖菜的朋友吃，还留了一部分存在各家的冰箱里。李红群的弟弟也经营活禽，有3个孩子，现在两家加上李红群的爸爸妈妈一共11口人生活在南京。本来一个月能赚七八千元，如今暂时没了生活来源，是否有补贴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紫金山、天印山、建邺三大家禽批发市场的经营者即将拿到大约每只家禽40多元的补贴。由于南京市并未制定统一标准，各区内菜市场经营者是否有补贴以及金额多少将由区政府具体决定。
南京市农业委员会综合处的李明水处长认为，禽流感的再次爆发对于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习惯是一个契机。他说：“取消活禽交易，使用冷冻肉、保鲜肉既健康又卫生，一是避免人感染禽流感，二是避免活禽现杀污染农贸市场的卫生，方便统一管理。”
全城扑杀欢迎举报
南京市政府4月7日下发《关于全市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的通告》，勒令市区内杀尽家禽。
王孝容家来人说要处理鹌鹑，也是因为有人举报。“来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她们当时跟我说，我们现在通知你，有邻居举报你养鹌鹑，你是重点户，一定要处理掉，如果不杀掉，就要罚款。”虽然栖霞区不是市区，但王孝容家所处的甘家巷属于城乡接合部，当她提出不在市区，养鹌鹑应该是被许可时，工作人员并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问她家养鹌鹑的卫生条件。
“我们全部是租房子在家养，没有防疫证什么的，卫生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搞的，否则鹌鹑死得多就赚不到钱了。我都是用八四消毒液给鹌鹑笼子消毒的。而且去哪里搞证件也不知道，我自己去办过，也找本地房东帮着办过，都没弄成。”王孝容很无奈，她将这归结为外地人难办事。
朝天宫街道城管科的副中队长耿崧告诉我们：这两天已经杀了100多只鸡，其中20多只是宠物鸡，只有巴掌那么长的黑色小鸡，城管队员称其为“日本大阪鸡”。出发杀鸡时，城管队员会穿着雨靴、戴着口罩，其中还得有一名专门练过杀鸡技术的“操刀手”。
吕老先生养的4只下蛋老母鸡是4月10日接到居民举报以后处理的。当天上午出动了20多名城管队员，声势浩大，先后跑了6处地点忙着杀鸡，吕老先生这一处最费周折。“我们来的时候，是上午10点左右，他把鸡锁在楼下的铁皮房里，那里是居民盖的自家车棚，本来就是违章建筑要拆除的。我们说他要是不配合，我们就撬锁了，而且杀完了还不把鸡还给他，后来他态度还是很好的，把门打开了。”耿崧说。
吕老爷子今年73岁，他和老伴、儿子、儿媳、孙子住在一起。这是一处他们1981年就分到的三室一厅，位于止马营50号，因朝天宫的下马碑“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而得名。原本是亲戚送来给小孙子吃的4只下蛋草鸡，他和老伴舍不得杀，于是就在楼下自家车棚里养了起来，这一养就是5年。老爷子退休20多年了，生活平淡，把养鸡当成了爱好。他每天把鸡放出来4趟，早上6点、10点，下午15点、18点，放完之后自己再清理鸡粪。楼前楼后都知道老爷子喜欢把草鸡当宠物养。
“我上楼，它们就跟着跑上楼，我把稻子、废青菜叶放在手上，它们就轻轻啄去吃，我让它们站起来趴下去，它们也都很听话。”说话时，老爷子的客厅里就放着其中一只杀好的老母鸡，开膛破肚宰杀干净了放在塑料袋里，有5斤重。“城管来杀的时候，我就没看，我躲得远远的，心里难过，今天晚上家里烧它吃掉，我自己也不会吃的。”
耿崧说，养鸡相对较多的是范家塘，城中最大的棚户区。范家塘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居住着1500位居民，各家没有独立厕所，只有位于街区一隅的公共厕所，住得近的走过来要两3分钟，远的常常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来上厕所。范家塘有两处烧热水的“老虎灶”，两毛钱一暖瓶，一天总共能卖七八百瓶热水。这里楼与楼的间隔不足1米，每层楼的建筑颜色均不相同，而且呈现向外凸出、间隔越往上越窄的趋势。“老子生了儿子，儿子生了孙子，没地方住，就一层一层往上加。”城管协管员牛齐南向我们解释。这里一层的房子一点阳光都晒不到，最要命的是万一发生火灾，消防车想进都进不来。
范家塘土质松软，许多房屋有沉降现象。相传这里本是一汪水塘，抗日战争后由日本战俘做劳役填上了土。那之后，来自山东、安徽及南京周边的百姓逃难至此，搭建草房居住。今年80周岁的庞殿芝在范家塘住了一辈子。他告诉我们：“除了1958年号召我们公社化，拆了水西门这边的城墙砖来盖房子，当时公社的统一规划是每户21平方米的平房，单身10.5平方米。从那之后公家再也没来动过范家塘了，一直说拆迁，到现在也没拆，周围一圈都拆迁了。”庞殿芝的老伴陈凤华说：“我家最多的时候三代同住，我的公公婆婆、我们俩，还有我们三个儿子。”
范家塘居民陈福兴告诉我们：“我们这里环境差，有些人直接把垃圾倒在房前的阴沟口，你看看，多脏，还有人养鸡，这么挤的地方就不要养了。”说起脏乱差的卫生状况可能滋生疫情，陈福兴一阵摇头。因为范家塘居民的怨气重，所以很多工作不容易开展。有社区工作人员说，在狭窄的巷道里向居民讲解政府规定，常得到骂街的回应。
需要城管做工作才愿意处理禽类的不只是居民，还有工艺装备厂这样的企业。厂区里养了一只孔雀，还有20多只观赏鸽。因为没有鸽棚，鸽子就栖息在树上，飞来飞去。“这肯定不行，信鸽协会早就下发通知，从4月9日开始不许放飞。”耿崧告诉我们。因为鸽子不好抓，城管队员想了办法，买来三斤花生三斤玉米，用56度的二锅头泡了一晚上，再用一天晾干。他们希望工艺装备厂的门卫拿去喂醉鸽子，然后交给厂里自行处理。但是之前交涉时产生了不愉快，门卫故意刁难，送鸽子食的城管工作人员黄健吃了“闭门羹”，这让大家非常气愤。
对城管队员而言，禽流感带来了突发、集中的任务量，意味着琐碎、可笑、无奈，甚至是冲突与危险。根据4月13日当地媒体的报道，家住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辖区内的一名女子，为不让城管队员捕杀自家散养的家禽，持碎酒瓶砍断一名城管的两根肌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