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没有任何征兆，黄浦江上就浮起上万只死猪，一时间我们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件。参考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消息，我们得知不应该将之视为一起公共事件;而且不需要担心食品安全，因为官方消息称，猪的死因与疫情或禽流感病毒无关;也不需要考虑水源污染，因为专家认为这只不过相当于“游泳池里的几只苍蝇”。
我们也不能确定事件何时结束，官方说法是打捞工作已于3月24日基本结束，但直到4月初，上海水域中仍不时漂来死猪。尽管江上浮猪的画面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相信总归能捞完，我们还是决定姑且搁置所有担心，听一听那些做“猪”生意的人怎么说，看看这个行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为此，本刊采访了这个产业链上的多家企业，包括规模大小不等的养猪场、屠宰场以及收猪人、种猪公司等，我们发现，政策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影响最为重要。
无黑市，无正途，无处安放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京北忠盛养殖中心，是一家规模不到2000头的中小型养猪场，除了一排排猪舍，养殖中心的院子里还停放了一台小型挖掘机。猪场老板张连文还有另一个更赚钱的生意，他几天前从自己的建筑公司调来这台铲车，准备在院里挖一口新的“干尸井”。
和近几年大多数热点事件一样，江上浮猪带来一个大多数人都陌生的词汇“无害化处理”。对于养猪场，这当然是一个早已熟悉的概念。猪的“无害化处理”有许多途径，其中之一是挖一个深坑，将死猪投入后再撒上石灰，待装满后加盖密封。
“北京在无害化处理上是全国领先的。”北京顺鑫农业茶棚原种猪场场长张茂介绍说。顺鑫农业是一家国有上市公司，除了日常销售，茶棚猪场每年还为两会提供“特供肉”。顺鑫旗下还有一家工业炼油厂，从建场开始其病死猪全部被回收炼油。
病死猪并不是没有利用价值，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种猪场场长石谊说，从去年开始，他的猪场和当地的蛋白饲料加工厂签订了协议，这家处理厂拥有政府认证，可以将病死动物的尸体处理为蛋白饲料。
如果没有这种渠道，大多数养殖厂只能自建被称为“干尸井”的无害化处理池。一口干尸井成本约4万元，这笔投资对于规模化的猪场不值一提。但嘉兴的农民们更多的是存栏几十头的养猪户，因此，在嘉兴这样的中国乡间散户养殖地区，地下死猪交易一直禁而不绝。
2012年，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公布实施，死猪贩卖销售在当地开始收紧，多个贩卖团伙落网。其中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3人，因收购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与这个政策同时出台的，还有农业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各地政府、防疫部门大多在去年积极宣传了这个通知，并要求养猪户挖井。对于那些没钱挖井的农户，一时间黑市贩子销声匿迹，死猪变得无处安置。“虽然往江里扔猪不对，但是如果没有消纳的地方，养猪户其实也是无奈。”石谊说道。
根据国家规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每头80元补助，但仅针对年出栏量超过500头的规模化猪场。张茂认为，政策的补助范围应该扩大到养猪散户，“一头猪养大成本上千元，老百姓舍不得白扔，可能就卖给黑市了。”张茂说，最苦的是农民(散户)。
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也认为目前的补贴政策不公平，“规模户的肉在市场上占35%，散户占65%。实际中国人吃肉主要就靠老百姓养的猪。国有大企业拿着绝大部分的补贴，却没有相应贡献。”
总的来说，与国内大部分行业状况类似，政策补贴方面北京比外地执行好，规模户比散户收益大，国企补贴比民企多。作为农业部确定的国家重点种畜群场，张茂说顺鑫农业内部消化每一只猪都能拿到80元。石谊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哪里去领钱，他将死猪免费送给饲料厂，对方则给他开一张粉红色的收据，据说将来可以凭收据领取政府补贴。石谊手上已经有一叠这样的收据，其中最新的一张显示：2013年3月27日，收大猪1头、中猪2头、仔猪42头。这意味着如果补贴到位，这张收据将为他带来3600元补贴。
一头猪在干尸井里降解需耗时数年，忠盛养殖中心已经运营到第八个年头，原有的干尸井已填满，张连文正准备挖第二口井，他的养猪场规模也符合政策要求，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补贴。他和1500多公里外同样拿不到补贴的嘉兴市养猪户一样，盼望政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我估计出事了就该出台新政策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又悲观起来，“但是做成什么样就难说了。”他指了指自家办公室墙上一张大布告：2011年河南瘦肉精事件后农业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的“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通知”，“当年那么大的事，”张连文比了个贴布告的手势，“这就完事了。”
被垄断的种猪
尽管养殖环节存在不公平的补贴政策，但仍然是猪产业链上市场化比较彻底的一环。与之相比，种猪进口则几乎完全被大型国企垄断。
3月15日，一队重型卡车开进北郎中猪场杨镇一分场。车上的乘客--660头进口种猪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是石谊亲自从大洋彼岸的农场里一头头挑出来的。
“必须挨个挑，这事儿马虎不得。”石谊说。进口种猪价格一般是3000美元左右一头。660头猪猪款约910万元，但石谊共花了1200万元--其中近210万元花费于国内。
要将这些猪运回自己的猪场，他必须依靠具有进出口种畜资质的代理公司。石谊选择的是中牧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中牧)，这家公司隶属于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后，中牧负责为石谊办妥一切后续合同、手续、批文。包括国家质检总局选派的兽医官，也由代理公司协助办理出国手续。
经兽医官检验合格后的种猪装机飞回中国。到达国内，按国家法规要求，种猪首先被送往隔离猪场。这一次，石谊购买的猪被送到中牧位于广西南宁市武鸣县的动物口岸隔离场，中牧在全国共有5个这样的隔离场，用于隔离进口的猪、马、牛、羊等大中型动物，避免疫病传入国内。
对猪而言，武鸣隔离场意味着空调、摄像头等贵宾待遇。而石谊需要为它们支付每头450元的高价“房租”，而且，隔离期间，种猪们的饲料、疫苗、消毒等全部材料，也都采购于中牧。唯一能自主的是饲养资格，为此，石谊和6名工人一起，比猪提前一周飞到广西，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最终，在武鸣为期一个半月的短住期间，石谊支付给中牧每头猪450元的费用。同样包吃包住，花费6个月，在自家猪场养大一头商品猪(通常是肥猪，肉用)的成本则仅需1500元左右。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向《财经天下》周刊解释，代理公司的场地租金、饲料、疫苗等费用，当然高于通常的市场价。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换家代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事实上，可供场主们挑选合作的其他代理公司屈指可数，包括北京雄特牧业有限公司、北京中地种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佳正诚畜禽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前两家的主营业务，集中于进口种牛的引进。而前述知情人士也透露，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公司都集中于北京，即使是私企，其所有者也多为从央企、国企离职的员工。
种猪养殖的市场化已经比较充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平竞争。大型国企往往更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扶持资金。以顺鑫为例，2008年的原种猪改扩建项目获得了农业部补贴1000万，用于包括改进猪舍等。去年，其标准化设施项目又拿到300万补贴，以及顺义区政府的50万引种补贴。
对大多数的小型民企而言，这种补贴想都不敢想。“资源应该是通过市场配置，但我们是政府配置，这可能会制造不公平。”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型民营猪场场主说，与国企相比，小规模的民营猪场在资金、人才和政策上支持都处于劣势，散户更赚不到钱。
一头猪赔400元
“不卖。”张连文挂了电话，扭头对我们说，“6元一斤，没法卖。”他的猪场有200头商品猪即将出栏，6元的低价之下他不愿出手。
3月下旬，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说，自繁自养出栏头均亏损已从前一周的122元升至173元，去年同期则盈利259元/头。而同期的黄浦江死猪事件更是雪上霜，4月初，养猪头均亏损超过200元。
在这场3年以来的最低肉价寒流中，国企也未能幸免。3月30日，星期六，刚陪完客户的张茂还在办公室工作，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每隔一会儿，他就得出门走两步，醒醒酒，或陪另一拨客人。顺鑫茶棚猪场的商品猪总量在华北区排第一，其猪场规模在全国位居前十。由于人力与规模化设备的投入，顺鑫这样的规模化猪场的养殖成本一般要高于散户，最近出栏的猪每头大约要赔400元。
张连文也在等着解套，虽然挂了收猪人的电话，但他清楚拖不了多久。猪的个头已到出栏时机，再养下去只长膘不长瘦肉，届时只会更难卖。第二天，他告诉我们已经把这批出栏猪卖了。
顺鑫猪场情况稍好，除了商品猪，作为国家级重点种猪场，顺鑫也出售种猪，靠其盈利填补商品猪的亏损。“我们搭着卖能保个本，最苦的是散户。”张茂说着有些情绪激动，养猪行业易进难出，几十头母种猪的规模就要60万元投资，“农民投了这么多钱，总想等翻盘，如果不养就全没了。”
“我一天都不想干了。”说这话的是北郎中屠宰场场长闻宝瑞，“受不了这煎熬，环境、发展、利益什么都没有。”作为猪场的下游企业，屠宰场从收猪商人那里购买活猪、宰杀、冻存猪肉，售卖给各大农贸市场、超市、机关单位。这样的屠宰场，在北京有12家，其中两家因为经营不善停产，仅余10家还在生产。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5年之内，全国范围内还要关闭50%的屠宰场。出于食品安全和经济利益考量，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小型肉联厂将被“砍掉”。北京现有的这10家，已是淘洗后的结果。
北郎中屠宰场正经历一年中的低谷。闻宝瑞对着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通摁，将“-185”的结果展示在我们面前，这是不计人工成本下的每屠宰一头猪的亏损。屠宰场正在经历春节过后的季节性淡季。由于需求量下降，全国的屠宰量都在下跌。商务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全国规
模以上生猪定点企业2月份生猪屠宰量合计达到1489.2万头，环比下降33.3%。
今年的行业形势主要是受到政策影响。冯永辉解释说，餐馆占全国猪肉消费的1/3，但由于中央出台了提倡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要求，餐饮业全行业收入下滑，今年前两月北京高档餐饮企业营业额下降约35%。
“还在生产的唯一动力，就是不想放弃这个证。”闻宝瑞指的是屠宰资质，保守估计也价值数千万。
记者离开顺义时，正是顺鑫猪场饲养员的“放风”时间。出于防疫需要，饲养员长期居住在生产区，出于消毒需要，食堂每天将饭菜送到在火碱池上卖给他们。只有周六下午5点之后，他们才可以出来采买生活必需品，离家近的能回家住一夜，第二天再赶回猪场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