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养猪产业用了30年时间站上行业之巅，而毁掉它也许只需要一夜的时间。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和供求关系，嘉兴之痛也是全国之痛。当地方政府意识到现有的产业模式走到了尽头而作出调整之时，阵痛也随之而来。
猪多成患耕地紧缺水质全省垫底
3月初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让浙江嘉兴新丰镇声名大振。这个地处南湖、平湖、海盐三地交界的养猪大镇，如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猪三角”。嘉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生猪供应基地，每年有200万头生猪供应上海市场 ，但产业跃进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保证不触碰耕地红线，嘉兴每年都要去周边城市“借地”。一位当地政府人士表示，嘉兴市的耕地资源一直都十分紧缺，是全国少数几个受国家重点监控的城市。实际上，浙江嘉兴市的“亩均载畜量”（即一亩地上能养多少猪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国际水平，国际上一般认可是每亩平均二到三头。
在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发布的一份《浙江省畜牧业生态化建设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报告则指出：对比丹麦、荷兰等区域面积、资源秉赋和我省相似的国家，我省畜禽养殖的承载量仍有较大空间。从种植业和环境的承载量看，茶园、果园、蔬菜园每亩至少可资源化利用3 头生猪的粪便量。依此数据，报告提出，浙江省今后原则上将按1亩（耕地、园地、水塘）3 头猪（1 头牛、10 只羊、60 只禽）的标准配套建设畜禽养殖场。
调查得知，以浙江嘉兴市新丰镇为例，全镇耕地面积为5万9千多亩，按照每亩地承载3头生猪的标准，生猪饲养量为18万，但实际上2012年该镇的生猪饲养量达到了46万头，严重超标。“养猪业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而嘉兴的生猪养殖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对此也直言不讳。“13万多户农民养了700多万头猪，一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这成为嘉兴最大的污染源。”余鸿伟表示。而很多养殖户为了方便直接将养殖废弃物排放到田地和内河中，这导致当地水质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翟继鹏和张金枝两位教授对嘉兴市生猪养殖业调查研究后指出，畜禽养殖业排放的COD和氨氮量分别占农业源污染物排放量的92.7%和80.8%，占嘉兴全市污染物总排放量的40.9%和30.6%。而在畜禽粪尿排放量中最大的就是猪粪尿，达到排放总量的 70%。据其表示，猪粪中含有大量有机物，经微生物分解后产生大量挥发性物质，且有恶臭或刺激性气味，可对大气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引发人畜呼吸道疾病。而猪粪尿未经处理即排入江河湖泊，可引起地表水的BOD5、CODcr、氮、磷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水生生物缺氧死亡，严重威胁环境生态安全。
养殖户为了方便直接将养殖废弃物排放到田地和内河中，这导致当地水质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在竹林村调查时，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恶臭，而当地的渔业也早已绝迹，渔民甚至都已改行捞猪。“嘉兴的水质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嘉兴）大部分河段都是劣五类。”上述政府人士说。
在2011年度浙江省各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的考核结果显示，嘉兴是全浙江省11个设区市中，唯一评价为不合格的城市。对于不合格原因，浙江省环保局当时的通报表示：主要是当地畜禽养殖总量有所增加，仍有许多畜禽养殖废水未经处理就近排放到内河。
除了养殖环节污染，此次“黄浦江漂猪事件”元凶的死猪处理也成为当地的一大难题。根据当地政府的介绍，早在2009年，嘉兴市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死猪处理体系，依靠政府财政和养殖大户自建了573个死猪无公害处理池，但按照当地的生猪饲养数量，这样的处理能力连生猪正常死亡的数量都不能承载，更别说遇到大规模疫病等突发情况。
养猪大市已猪多成患
死猪补贴一分钱也没有，散户“被倒逼”退场
政府倒逼散户退场后，鼓励养殖蜗牛或者种植生姜，外地建厂还将给予20%基础设施补助。
2011年，农业部规定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补贴80元，希望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现场调查得知，村民对这80元钱的补贴并不知晓。浙江嘉兴死猪被贩子收购后，制成各种猪肉制品流入市场，潜在的高致病性病毒随之流传。
按照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这导致在现实当中补贴难以落实到村民头上。“因养殖和医疗技术不达标，在饲养过程中，散户使用抗生素和一些其他违禁添加剂的比例更高。”山东的一位兽医人士表示。调查过程中，当地的政府人士甚至暗示，他们其实欢迎媒体的到来，“这样可以逼散户退场，倒逼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散户饲养难度加大，很多生猪从它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贯穿一生的“中毒”之旅。出于这一系列因素的考虑，嘉兴市将生猪产业转型的重点放在了养殖散户身上，‘逼’散户退场成了一种必然。早在2011年嘉兴市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15年嘉兴市生猪产业：生猪存栏总量控制在200万头左右、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85%。
“根据规划我们新丰镇12年控量、13年减量，三年内，将养殖散户关停。”黄军告诉21世纪网。“今后将不会批建新的猪舍，只允许翻建和扩建；距离民舍和河道一定距离内，将设置限养和禁养区。”“政府还在规划建设统一的畜牧小区，到时农户可以租赁猪舍养殖；或者组织30-40养殖户组成一个股份化公司，实现‘缩量提质’。比如，以前他们的饲养量是一万头那么现在只能养5千头。”对于养殖户的出路，黄军还表示，“可以养殖其他的产品比如蜗牛、或者种植生姜，我们已经考察过市场，也和一些公司有过对接，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到外地建厂养殖，政府还会给20%的基础设施补助。”在黄军看来，散户退出养殖业也是市场使然。“养殖风险太大，今年一头猪亏损起码有200元。加上这个事情，对当地的生猪销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养猪业有三年一个周期的说法。但过去几年市场复杂多变，已经毫无规律可循，市场风险越来越大。
“去年下半年市场行情还很好，但到了年底一下子就跌了很多，根本就挣不到钱。有些猪得病了，养殖户看到治不好就不治了，要不还得往里搭钱。” 竹林村养殖户张利民表示。而随着政府对养猪业的监管和转型要求，散户们发现养殖的压力越来越大。
产业布局失当养猪业或应退出长三角
作为嘉兴市最大的养殖基地，新丰的养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当时国家政策鼓励农户开创副业致富，因为当地猪的品种不错，大家就都开始养猪。当时我们的猪主要是供应香港，俗称‘供港猪’。”新丰镇副镇长黄军表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养猪业已成为当地绝对地支柱产业，从生猪养殖、销售到饲料和兽药供应再到最后的屠宰加工，这里已经形成完整的养猪产业链。在新丰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建有猪棚，饲料店、兽药店更是随处可见，不时有收购生猪的货车经过。据新丰镇镇长沈云明介绍，新丰约有80%的农户都在养猪，养猪收入占到了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有些上年纪的老人，家里就养几头母猪，一年光卖仔猪也能赚1万多块。”
在新丰镇的带动下，这股养猪热潮很快就传到了嘉兴的其他县市，30年来，当地的养猪产业不断壮大，现今已经成为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根据嘉兴市统计局数据，2010 年末，嘉兴市生猪存栏297.31万头，占全省生猪存栏总数的23.82%；生产猪肉310455吨，占全省猪肉总产量的 23.54%。到了2012年，数字还在增加。来自嘉兴市畜牧局的数据显示，嘉兴养猪户已达到13万余户，每年饲养生猪超过734万头，出栏数达450万头。在上海市区禁养和限养生猪后，大量生猪养殖转移到嘉兴地区。21世纪网获悉，目前上海市的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下属的金山和松江两个区。金山区的生猪存栏量在20万头左右，松江区的存栏量只有8万头，总量只相当于嘉兴市的6%，而嘉兴仅新丰一个镇的存栏量就超过25万头。嘉兴成为了上海最重要的猪肉供应者，每年有200万头生猪供应上海市场，占出栏量的一半左右。嘉兴猪由“供港”变成了“供沪”。
中国目前的养猪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大部分的养殖户都是散户（50头以下），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缺乏现代农业要素；每年产生粪便6亿多吨，这些污染散布在全国的千万个农村。甚至有观点认为，嘉兴更早地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只不过在解决问题时动作稍慢，这也算是转型的阵痛。政府出钱建立统一的猪粪处理中心，养殖户的猪粪尿都要统一处理了，但每头要交50块的有偿服务费，而在以前这些（猪粪尿）都是可以卖钱的。除此之外，在凤桥镇的非法屠宰场被取缔之前，村里的死猪卖掉也可以抵消部分损失，但现在都只能丢出去。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看来，该退场的不仅仅是养殖散户，更该是整个嘉兴市的生猪养殖产业。据其介绍，养猪业属于高污染产业，美国的养猪业由于污染问题不但从人口高密度地区撤出，并且全国也只允许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区域里进行现代化工厂饲养。他认为，浙江几乎不产玉米，远离猪饲料产地；又地处上海的水源地，该不该发展养猪业是一个大问题。“既污染水乡又远离饲料源，产业布局太失当了。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养猪业迟早要退出长三角。”中国大部分的养殖户都是散户（50头以下），仍然属于小农经济。
资本逐鹿养猪江湖
从全国的趋势来看，雏鹰农牧、新希望、中粮集团等资本大鳄正在加速在此领域的布局。其实，不仅仅是嘉兴，从全国来看，散户退场、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数据表明，近几年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迅速，目前基础母猪500头、年出栏一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约有2500余个，约占全国总出栏的10%。有观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自繁自养50-50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10000头的中小规模猪场将是发展主流。
在嘉兴，规模化的生猪农业合作社、家庭牧场、以及大型生猪养殖公司数量逐渐增多。据黄军介绍，目前有新丰镇有5家生猪养殖企业，年出栏生猪都在3000头以上。而根据嘉兴市的规划，到2015年，要改造提升生猪存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家庭农场、畜牧小区）430个左右；培育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新型畜牧产业体系18家左右。据了解，目前嘉兴市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为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曾得到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00万元投资，2012年产值已达20亿元，正在准备上市。
从全国的趋势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大鳄正在加速在此领域的布局。新希望、雏鹰农牧、中粮集团这些生猪养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纷纷加大了养猪项目的投入。雏鹰农牧在三门峡投资40亿元建设100万头生态养猪项目；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投入数十亿元，要做“养猪大王”，仅在辽宁省的投资，就计划养猪300万头；中粮集团与日本肉类巨头三菱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用于饲养生猪，预计在2015年实现每年生猪产量在1000万至1500万头。而一些主营业务和猪没有任何关系的大佬和企业也跨界步入养猪业。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网易丁磊、武钢股份以及投行高盛。
各类资本逐鹿养猪业，“养猪潮”再起。
面对这一热潮，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马闯认为，资本频繁进入养猪业，很可能与前几年生猪行情较好、养殖户获利有关，但是农产品价格常有波动，资本进入很难说一定能盈利。“单靠规模的扩大不足以支撑我国猪肉价格的稳定性，还是应多鼓励养殖户实现专业化生产，将我国的养殖户发展成国外的‘农场主’。”
嘉兴之痛亦是全国之痛，当曾经的生财工具现今已成为最大的祸患。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当地生猪养猪业沉疴积弊已经逐一显露。然而，一个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产业转型，谈何容易？（综合21世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