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养殖业存在着“蛛网现象”：生猪卖难 ——价格下跌——宰杀母猪——生猪减少——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养殖增加——生猪卖难。
生猪生产事关人民生活，猪肉价格剧烈波动会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水平和市场物价的稳定。作为世界养猪大国，养猪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养猪业的市场波动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生猪的生产需要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而且生猪产品又是鲜活产品，使生猪市场更具经营风险。因此，怎样才能让养殖企业与屠宰加工企业规避因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让猪肉价格更趋向于稳定，其意义尤为重要。今年一季度，我国商品肉猪价格持续下滑，从春节前的均价12.6元/公斤跌至最低时的9.1元/公斤，跌幅深达28%，猪粮比连续多周处于5.5∶1调控目标以下，最新数据显示，经过4月份两次收储中央储备冻猪肉后，目前生猪价格虽有回升，但“猪粮比"仍未脱离黄色预警区域，生猪生产面临形势依然严峻，给今年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带来较大压力。
“蛛网现象”困扰生猪养殖业
2007年以来，生猪价格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已令不少养殖户“吃不消”。目前我国养殖业存在着“蛛网现象”：生猪卖难 ——价格下跌——宰杀母猪——生猪减少——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养殖增加——生猪卖难。据了解，由于养殖户把不准价格，生猪企业也普遍陷入了“一年赚、二年平、三年亏”的怪圈，生猪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给生猪生产者、猪肉加工商、生猪贸易商都带来了沉重的损失。目前生猪价格的持续下跌原因很简单，因为可供交易生猪数量太多了，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应当追溯到2007-2008年的那一轮猪肉价格的急剧上升。当时的高价行情，再加上政策层面采取生猪补贴等手段鼓励增加供应的调控思路，激发了养猪的空前热情，最终导致如今供过于求、猪价不断探底的局面。在当前形势下，给市场提供具有指导作用的预期性价格，提供“先卖后养”机制，让农户和企业能提前锁定利润、规避价格风险，就能从市场机制层面解决“猪贵伤民”、“猪贱伤农”的问题。
后期生猪价格有望走出“波谷”
尽管当前生猪生产形势依然较为严峻，生猪后期生产的不确定影响因素仍然较多，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好转、扶持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市场调控机制的不断完善，生猪产业后势仍呈向好态势。
现在生猪养殖业进入周期性的“波谷”，这虽然是养猪业的周期性规律，但由于生猪市场整体仍是供大于求，短期内难以消化。冻肉收储政策一方面“实际性”地改变了供求关系，同时强化了养殖环节的盈利预期，生猪和猪肉价格再度企稳回升。预计5月以后生猪养殖业有望走出“波谷”。5-10月份生猪和猪肉价格维持低位徘徊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肉制品加工业全年毛利率有望维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全国各地气温的逐步升高，肉类及其制品的消费淡季也即将来临，需求的相对萎缩加上生猪生产能力依旧处于高位，供求关系难以出现根本性逆转，也就是说“内需疲软”，生猪和猪肉价格在未来半年内维持低位徘徊的可能性很大，有利于肉制品加工业保持较高的毛利率。同时疫病风险不断积累，对生猪和猪肉价格的不确定性影响加大。虽然养殖环节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不亏钱”预期，但较低的盈利水平可能会使其降低投入、疏于管理，疫病风险不断积累。从目前看，整个养殖业需要调整，同时市场上的猪肉价格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肉价低迷现象可能会持续到下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消费者还将会吃到便宜肉。
化解猪价“非理性”波动，亟待生猪期货
全国生猪产业发展形势是产能 “相对过剩”导致生猪产品价格一定时期内持续走低，而这种“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生猪品质较低，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力弱，很难走出国门，形成了国内 “区域性竞争格局”。因此，这个特殊时期要及时采取措施，切实提高生猪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加快建立生猪产业发展市场预警信息机制。在国家已经建立的主要畜禽抽样调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猪产业发展信息预警制度，由统计调查部门和农牧业部门在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半年生猪的市场供应作科学预测，并定期发布市场预警分析报告，正确引导养殖户生产经营决策，规避市场风险。
二是发展产业化经营，提高产品深加工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充分利用现有的生猪资源优势，加快发展集生猪屠宰加工为一体的肉制品生产企业，提高企业产品深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规避市场风险。
三是推动生猪期货上市，化解价格“非理性”波动。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在生猪市场具有巨大的容量，市场定价机制将随生猪期货的推出更加完善，从而为增强我国在国际生猪贸易中的“话语权”，甚至为形成全球生猪定价中心提供推动力。同时，生猪期货的推出与粮食期货形成有效互补，形成涵盖主要农畜产品的较为完整的农产品期货体系，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再者，生猪期货可以通过对交割品种的标准化规定，鼓励优良品种的推广，并藉此助推生猪产业的升级。此外，生猪期货的完全市场化定价机制对于淘汰规模不经济的生猪养殖农户，调整大型养殖场的养殖规模，推进“公司+农户”等集约化生产模式具有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