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11月27日通报了上海多宝鱼事件调查处理结果，山东省3家企业，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了违禁兽药，已受到停止销售、监督销毁和罚款等处理。自10月31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当地30件多宝鱼(大菱鲆)样品进行抽检全部药物残留超标，两周时间内，又一个名特优水产养殖品种因药残导致整个产业轰然倒下。事件折射出水产养殖业的问题显然并非多宝鱼独有。
工厂化养殖的药残疑云
据水产养殖专家向记者透露，抗生素在养殖、运输和销售三个环节中都有添加的可能。但是真正要达到在鱼体内能够检测出高标准的残留，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养殖环节。
国内多宝鱼工厂化养殖80％以上集中在山东省，其它分布在辽宁、江苏、浙江等省，而福建多宝鱼养殖主要以池塘网箱吊养形式为主。2005年山东省多宝鱼养殖面积约360万平方米，产量4万吨，产值30亿元。
南海水产研究所郭根喜研究员是设施渔业的倡导者，他说，“以工厂化养殖为代表的设施渔业同传统池塘养殖相比，不管是养殖技术还是监控上都上升了一个档次，规范操作完全可以避免药残。经过认证的无公害养殖基地生产的产品没有药残就很说明问题。”当然前提是高投入。
而全国工商联水产业商会副秘书长吴湘生却对此表示异议。
“工厂化养鱼模式、高密度养殖模式早就被西方所淘汰。而我们却还有人把它当成是现代化的东西花大钱给买了回来，这简直是业界的悲哀！”吴湘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密度封闭式工厂化养殖避免不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的目的就是稳定温度和提高产量。要想药物不超标也可以，比如说严格操作、流水养殖，但这样成本会相当高，养出来的产品已经没有商品价值了。我认为工厂化养殖模式只适合于培养亲鱼，比如鲟鱼，它就离不开室内稳定的条件。”
此次多宝鱼事件暴露出行业中的一些问题，吴湘生直言：“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水产科学研究热衷于新产品、国外产品的引进与开发。而一些引进产品并不具备市场发展潜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研发与前期市场培育经费巨大，对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多宝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多宝鱼的生产与开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产品折旧成本相当昂贵，而且多宝鱼的市场面很窄，它的市场定位就是餐饮业中的中高档市场。从多宝鱼上市开始，它就没有任何退路，因为它没有备份市场。当高档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的猎奇消费心理消退或者一些突发事件，如药物残留影响，很难进入普通的菜市，便会立刻出现市场危机。这次事件把山东整个产业都毁掉了。”
广东海洋大学叶富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宝鱼的抗病性及遗传基因改良研究尚未最终成熟，部分养殖企业为了让多宝鱼更加容易存活，未依照有关规范严格控制用药量，这便是多宝鱼出问题的原因所在。 “但是，新技术的出台、新物种的培育，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叶富良强调，科学研究的过程及科研成果的最终出台，其出发点都是好的，“而在新技术尚未真正成熟、真正被应用的这段‘真空期’，市场道德的沦陷不应归咎于科研，问题往往都出在不法养殖户、生产企业和流通环节，在养殖过程中是否严格规范操作是最关键的。”
成本挤压导致铤而走险
在国内水产品工厂化养殖中，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温室养殖甲鱼、福建工厂化养殖鳗鱼和山东的多宝鱼养殖。前几年，浙江的温室甲鱼由于药残和产量的影响，名声已经相当差；而福建的工厂化鳗鱼在对日出口中屡屡遭遇挫折；如今山东的多宝鱼又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选取当地使用自配料的一个普通养殖户生产情况进行分析：他花24万修建一个温室车间，内设36平方米的水泥池24个，以2元／条的价格购进1.8万尾苗种(5－6厘米)进行养殖，存活率95％，12个月后平均规格为1.2斤／条，以28元／斤出售，可获利21.5万元，一条鱼的利润能达到10元。如果单从成本分析来看(见附表)，多宝鱼的利润空间还是相当大的，但其中有几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也使养殖者无法承受，当地水电能耗很难控制在总成本的50％之内，还有上升的趋势，养殖多宝鱼日换水量平均在6－8个流量(一个流量相当于整池水换一遍)。
二、据当地饲料销售人员反映，山东的多宝鱼养殖过程中，有70％的人在成鱼养殖过程中使用自配料，只有不到30％的人全程使用饲料企业生产的品牌料。而在使用自配料过程中，冰鲜鱼和粉料的搭配比例本应是6：4，但多数养殖户为了节约成本，把自配料中冰鲜鱼的比例提高到80％－85％，这样做极易导致细菌病害的发生，配制药饵也就成为必然，药浴周期也越来越短，同时还不得不提高养殖水体的交换频率。而养殖户喂食换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投药进行所谓的预防，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多宝鱼如同泡在药水中长大。
三、禁药不禁投，各种抗生素几乎应用在养殖的每个环节。成鱼养殖中，投喂自配料的鱼难免会出现肠胃问题，呋喃类、沙星类药物成了首选；如果再出现寄生虫的影响，甲醛、孔雀石绿等也为养殖户所采用。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多宝鱼工厂化养殖过程中，每斤商品鱼的药物成本大概在1－1.5元，而在广东，罗非鱼养殖的药物成本只有0.05－0.1元，鳗鱼则要0.4－0.6元。
准入与追溯以及潜规则
“渔业主管部门一直以来只能在养殖环节进行管理跟踪，但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很难将范围扩大，只能局限于一些无公害养殖基地。广东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陈文副站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事件是偶然的，可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然的。现在似乎不应该过多地探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哪一个个体出了问题，而应该从本源上来解决这个产业所面临的困境。比如说从育苗到养殖到运输到销售，是否应该把建立一个明确的市场准入标准列入日程？”
王印庚博士也强调，国家对任何食品的安全都很重视，但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多相关检测机构的资源有限，多宝鱼的养殖场又特别多，不可能对所有的商品鱼都进行检测。二是现在法律法规制度还很不健全，其他的食品在上市之前都有食品批号和卫生指标，但水产品还没有。
据透露，为了保证水产品的质量，我国目前正考虑设立水产品准入制度，这其中包括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索证索票制度、公示水产品的产地等。这样无论水产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随时追查到。
农业部11月27日通报的多宝鱼事件调查处理结果中，被处罚的山东烟台百佳水产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还通过了渔业主管部门无公害认证；11月底发生的桂花鱼孔雀石绿事件也涉及顺德一家无公害养殖基地。由此可以看出，渔业主管部门以及商检部门对于有限的出口备案养殖基地的监管已显得力不从心。“不管是基层还是上级主管部门，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足以对日益增长的水产养殖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我们广东省。”陈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来自无公害养殖基地的产品出现药残呢？据业内人士透露，“鱼中”(中间商)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水产品的流通，但同时过多的流通环节也使对产品的监管无法到位。如某企业接到订单，需要出口一定量的对虾，但备案养殖基地不能提供充足的货量，企业不会放弃订单，而会要求鱼中通过其他渠道收进对虾来满足供货，这部分对虾就很可能存在违禁的药物。香港桂花鱼事件也不排除有鱼中按此操作，甚至是通过走私将未经检疫的鱼运到香港。产业链中各环节的既得利益促成了彼此间的默契，成为行业中的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