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4月30日，在市场批发及零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沈阳生猪出栏价每市斤最大跌幅近2元。尽管5月2日之后的72小时里，保卫猪市闪电战宣告成功，但猪农的愤努和百姓的叹息却没有撤出阵地。
接着，5月里，新华社发布消息，“猪粮比”临近“6：1”警戒线，这意味着，如果单位饲料价格是1元钱，而单位猪肉却卖不上6元，猪市将又跌入新一轮“猪农赔钱——抛猪、杀猪——缺猪——猪肉涨价——大量补栏——过剩——猪农赔钱”的怪圈。
到6月，波动仍在继续，国家启动冻猪肉收储计划，上下颠簸的肉价终于回稳，并呈现小幅上扬。
经验告诉人们，无法预知日后还会发生什么——2004年以来，猪市的难以“驯服”已成业界公认，一个大号“过山车”自入轨以来就致力于制造并传播惊魂与焦虑。但改变势所必然，尽管举步维艰。
迟来的关注
不久前，曾在沈阳某四星级酒店的豪华会议室里停留的60个人很可能决定了辽宁猪市的未来。
2009年6月26日，“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成立，省、市畜牧、动监部门领十余人到会祝贺，省内60个大型养猪户成为首批会员。“如果我们早成立两个月，‘五一’的那场风波就不会发生。”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春吉说，希望他没有辜负市领导的期望。早在2008年8月，市领导曾来到位于大潘地区的沈阳市生猪储备基地——沈阳春吉养猪场。“沈阳生猪饲养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猪农们过得怎么样？”“怎样才能把猪农与市场联系得更紧，让百姓和城市受益？”徐春吉至今认为，市领导的每一句话都问到了他和所有猪农的心坎儿里。
交谈的末尾，市领导让徐春吉联合沈阳其他大型养猪场尽快拿出方案，并转向随行的畜牧、检疫等部门官员认真地说：“要积极配合好，随时向我汇报。”“市政府还准备召开一次办公会，专门听取我汇报全盘计划。”徐春吉说，几天后一份由他和众多大养猪户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下，沈阳生猪产业发展设想》上报。《设想》提到：成立沈阳猪业联合体或合作社，并与规模大、信誉好的生猪屠宰和批发机构形成集养殖、屠宰和肉类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统一防疫、检疫、饲料等养殖作业标准，抛弃猪贩控制的中间环节，由猪农直接面对市场、平抑肉价。“将近一年了，我们的想法和市领导的重托终于就要实现了。”日前，“新官上任”的徐春吉向《时代商报》表示，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吸纳了年存栏母猪100头以上、出栏2000头以上的大养猪户，可控制沈阳40％以上的猪肉市场份额，“我们信息共享，统一行动，中间环节再想故技重演必须好好掂量掂量。”
据了解，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50万元，规模为辽宁最大，而且如此规模的大型养猪专业合作社在全国的成功经验凤毛麟角。
焦虑的猪市
事实上，徐春吉提到的“中间环节”只是全国养猪业普遍焦虑的源头之一。
2004、2005年度，沈阳猪肉市场行情看好（生猪出栏价一度突破每市斤6元），猪肉供应商不约而同地加大收购量，猪农们也不惜下本引进数量巨大的种猪。可市场就是市场，自2006年下半年始，所有人为盲目付出了代价。
新民、辽中和于洪大潘等地区是公认的沈阳市主要生猪市场，而由于生猪卖不上价（每市斤跌破4元），每天还要消耗大量饲料，在2006年7、8、9三个月份里，一下集中突击宰杀了近3万头母猪，造成当时猪肉价格急速上涨。
而等到2007年8月中下旬时，虽然辽宁省和沈阳市成功将“疫情”拒之门外，但是猪农在恐慌心理作用下，急速抛猪。于洪大潘和辽中等地区所经历的那场规模空前的卖猪风潮里，出于对疫病的恐惧，刚刚长到140至150斤左右的大猪、小猪被日夜不停地运往屠宰场，而正常情况下，它们要长到200多斤才能出栏。有的养猪场甚至在考虑只留下母猪和猪崽，其余所有正处于生长期的猪全部卖掉。结果造成10月份以后猪肉价格暴涨，每市斤猪肉的价格直逼13元至14元之间的历史高点。
当时，徐春吉的“沈阳市春吉养猪场”是沈阳市“生猪储备基地”，规模大过它的养猪场几乎没有，不过，彼时那里也只剩下5000头左右的种猪和猪崽，而据有关部门的测算，沈阳市一天消耗的生猪平均就得6000头左右。“这种‘过山车’情况的出现频率在加快。”辽宁省动物卫生监测预警中心副主任程彬今年4月早些时候就曾向《时代商报》表示，以往猪市3年左右才会出现一次大起大落，现在则1年多就出现一次。
然而，除去一盘散沙、行业组织缺失外，一个人为因素也使猪市深陷困局。
长久以来，生猪饲养工作由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猪农承担，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以讹传讹时有发生。“与猪贩相比，我们是获取信息不对等的‘弱势群体’。”徐春吉说，他是养猪户里的佼佼者，可直到现在，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还不会上网，平时也很少浏览媒体，成天在猪舍里忙。
此外，生猪属于鲜活产品，生长周期具有严格的时限性。据沈阳畜牧部门介绍：一般生猪超过100公斤后，便开始只长肥肉，肉品等级急剧下降，即所谓“干吃不长，养的时间越长赔得越多”。到这时，猪贩即使把价格压得再低，考虑到饲养成本，猪农也只能忍痛卖猪。“但同时生猪又有着自己的生长周期，从培育母猪到产仔，再到育肥生猪出栏，需耗时一年半以上，也就是全行业从低谷恢复到原来水平的最短时间。而工业品只要设备上马，产量隔天就能翻番。”徐春吉说，这也正是每一次生猪出栏价被压到最低后不久，沈阳就会严重缺猪、肉价大涨、百姓叫苦的原因，“生猪都被赔本卖光了，新猪短时间内又无法出栏。”
脆弱导致焦虑，焦虑加重脆弱。
就在沈阳养猪户与市领导商议猪市前途的半年多以前，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价格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了多轮上涨，短时间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深入一线市场视察、走访，给猪农、市场和百姓打气，并责成有关部门拿出对策。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农业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一次次变成了集中关注猪肉的会议，还是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抑或是不久前启动冻猪肉收购，却始终都像是消防队员灭火一样——积极而被动。
“痛苦既然无法减轻，那么就必须一点点经历。”徐春吉说，关键在于尽快一步步总结经验，向正确的方向努力，“国外养殖合作社发达得很，很好地充当了猪农、百姓和市场的保护伞。”
榜样的命运
然而，辽宁的猪市维新能否成为榜样，亦未可知。
早在2006年，我国猪肉产量就达到5197万吨,占肉类产量的64%,成为世界第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70%到80%。而据网络测算，食品占CPI的34%，肉类占食品的25%，而猪肉占食品的10%以上，如果猪肉价格同比上涨60%，那么将拉动CPI大约2个点。
“如此重要的一个行业，仅凭个把合作社就可以摆平的可能性有限。”辽宁一位不愿具名的生猪产业专家担心，当猪农们合力抵抗一种垄断的时候，谁又能保证另一种新的垄断不会生成。
事实上，近一个月之前，在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章程（以下简称《章程》）面向业内广泛征求意见时，担心和诟病就随之而来。
“谁又能保证所谓的‘合作社’日后不步猪贩的后尘？”记者辗转采访到的10多名猪贩反问，一厢情愿的猪农由谁来监管？
“丧失阵地，当然不爽，可以理解。”徐春吉笑道，《章程》第八条已经写明：本组织在沈阳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协调和监督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猪农不等于猪贩，他们与百姓和市场有着并不冲突的利益关系；从目前看合作社组织合法、运行健康。”一周前，沈阳市畜牧、动监部门的专家已经进驻沈阳心连心养猪专业合作社，后者得到了第一条评语。
“百姓和市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徐春吉说，按照对《章程》理解，当市场肉价出现异常波动时，合作社内的猪农必须低价抛猪以平抑肉价，否则监管部门和合作社可以对其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只要是合作社内猪农产出的猪肉，都有标记，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可以追溯到具体养猪户。
40年前，沈阳马三家地区建成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种猪场，40年后，虽然当年的盛景已无迹可寻，但另一段可开产业之新的故事却又悄然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