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过后，福建对省内第二大水系九龙江流域养猪业下达“限养令”：干流两岸1公里和支流两岸500米内的养殖场全部拆迁，禁止在干流两岸5公里、支流两岸1公里内新、扩建养殖场，禁建区外养殖场要达标排放，否则一律关闭。“限猪”行动开展以来，福建龙岩、漳州两地上万养猪户的猪舍被拆迁，几十万头生猪被清栏，经济损失上亿元。
福建龙岩、漳州两地为提高环境保护，迫使养猪户撤离九江流域，对当地养猪企业来讲，犹如一颗炸弹。首先，加大养殖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必然使得一部分企业退出养殖行业；其次，生猪产量的降低必然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成本。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刮骨疗伤，短暂的痛苦换来以后的青山绿水，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
厦门大学政治系教授余章宝认为，在生猪供应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地方政府极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如果每个地方都这样搞环保治理，而不在如何实现环保养猪上多帮助农户、补贴农户，未来生猪供应肯定出问题，准会按住葫芦浮起瓢。”余章宝表示，“养猪业设立环保门槛势在必行，但好的政策需要好的执行办法，其中环保成本是个关键问题，必须有相应政策来分担环保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