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非洲猪瘟疫情及部分地区禁养过度影响下，生猪养殖产业遭受严重冲击。对此，国家高度重视。响应中央号召，各部委主动出击，各地方积极配合。综合施策下，正面效果开始逐步显现。目前生猪生产的重要指标出现了积极变化，生猪生产的恢复性势头比较明显。
在政策推动和市场拉动的综合作用下，生猪产能的恢复可能会快于早先市场的普遍性预期，考虑到这次生猪产业波动的罕见性和当前处于农业生产转型关键时期的特殊性，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重视。
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十分重要。对于生猪养殖问题，政府高度重视，但农民对政策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了解的信息相对滞后。政策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乡镇、村、户，需要一个传导过程，如何保证信息在传导过程中更顺畅、透明、不走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笔者在2019年11月末曾访问过一位到京参会的合作社社长兼养殖户，当问及是否有政策支持时，他表示知道最近国家层面开始鼓励养猪，但并不知道当地有什么具体的支持政策，更不了解如何享受这些政策。
农户的生猪养殖担忧需要化解。如今，部分养殖户，尤其是小农户对养殖的担忧仍然存在。突出体现在对疫情风险的担忧和对市场风险的担忧等。这次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养殖行业影响较大，许多养殖户因此萌生退意，加之疫苗的研发尚未取得明显突破，部分养殖户对疫情仍存疑惧。对市场风险的担忧方面，生猪生长的周期性导致肉价格也存在波动周期，生猪养殖户在价高时补栏、价低时出栏的情况屡见不鲜。目前，能繁母猪数量大减，仔猪供给有限，价格明显上涨，同比接近翻倍，一些养殖户担心踏不准周期，遭遇市场风险。还有一小部分农户可能对政策的可持续性存在疑虑，害怕生猪产能恢复后，养殖政策再度收紧。
恢复产能后的饲料来源及成本问题值得重视。在猪饲料中，玉米用量最大，比重可达60%左右，玉米的市场行情对养猪成本影响很大。近年来，玉米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播种面积逐年下调，下游需求，尤其是工业需求稳步增长，产需格局已经逐渐由供大于求转变为产不足需。2019年1月-11月，玉米批发月均价每斤0.94元，在生猪产能大幅下降、饲料需求明显回落的情况下，每斤仍比2018年同期高出近4分钱。若明年玉米供给不变、生猪产能恢复较快，则可能会推动玉米价格上涨，抬高生猪生产成本。
环境和小养殖户收益问题不容忽视。生猪养殖既要有力又要有利，利的方面需要重点考虑两点：一个是环境的利，另一个是经济的利。环境方面，《环保法》依然需要严格遵守，生猪养殖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必须合规。各地在鼓励生猪扩养的时候还需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经济方面，国家既鼓励规模养殖，又鼓励小户散养，但小户散养的收入并不可观。2019年猪肉价格上涨，没有遭到猪瘟的部分养殖户获利颇丰，可是在普通年景，一头猪的利润能够稳定达到300元就已经比较可观。如今，人均工资不断攀升、物质成本持续上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规模养殖的吸引力相对有限。有些养殖户的养殖场所被查封，相关设施已经拆除完毕，如果复养，需要重新进行基础设施投入，成本较高。
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监督跟进，强调政策落地实效。一是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并适度提高补助标准。二是尽快安排养殖场异地重建工作，尤其是散养退出比例较高的地区，认真调查核实退养原因，因地制宜制定支持政策，重点支持防疫和环保环节，鼓励有意愿的小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三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养殖小区，为农户集中养殖提供选择。四是推动养殖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增进小养殖户与市场的对接效率。五是加大疫苗研发投入，增强防疫体系建设。六是强调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地方对生猪养殖的重视程度。七是总结地方防疫经验，探索推广产销区间由运猪向运肉转变的供销长效机制。八是及时监督跟进，既要保证政策的有效传导，又要控制节奏，不能“用力过猛”。
鼓励种养结合并强调因地制宜，确保生产和环保同步推进。各地区管理部门可统筹兼顾，根据本地区土地资源和吸纳猪场粪便的能力，按照种养结合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掘种植业对养殖业粪污的承载优势，鼓励粪肥还田，引导养殖户和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相互协作，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生猪发展计划。鼓励各地区与科研单位合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机肥发展计划，对现有的猪场，推行庭园立体生态农业模式，实现良性循环。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发展林下养殖。
加强政策导向和防疫知识宣传，稳定生猪养殖预期。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向农户传达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确保信息传递准确、流畅，保证养殖户能够根据需求及时调整养殖策略。还要强调政策法规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稳定养殖户的政策预期。同时，加强防疫知识宣传，引导养殖户对非洲猪瘟形成正确认识，掌控防疫手段，熟悉应对措施，消除因未知而引发的心理恐慌。
适时主动调整玉米生产政策，保障饲料稳定供给。鉴于玉米产需格局的变化以及明年可能面临的生猪产能恢复预期，建议稳定玉米生产，不再继续调减籽粒玉米面积，并缩小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差距，引导生产者适度恢复玉米面积，保障原料持续供给，稳定生猪养殖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