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兽医学的理论体系与基本概念
　　1 中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
　　中兽医药学（我国传统兽医学）和中国医药学（传统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理论源于实践，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大约在2000年前就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又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指导着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它由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诊法、辨证理论、治疗法则以及药性理论、组方理论等构成，是以具有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其哲学基础。它使得中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在认识和解释医学世界客观事物上具有了整体观和辨证观。
　　 特色之一就是“整体观念”，认为机体本身以及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机体的生理活动；机体也会通过自我调节，适应环境的变化，主动维持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从而保持内环境的稳定。阐明了医学世界各个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
　　特色之二就是“辨证论治”，在中兽医临床医疗活动中，必须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改变认识和治疗方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中兽医药学由于这一“特色”的存在，使它和其他医学有了质的区别。辨证施治对疾病的认识与处理，灵活性与原则性，都是建立在中兽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中兽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存在，就没有辨证施治这一特色的出现。
　　2 中药、方剂及中成药
　　药物是指具有医疗价值，用于防治疾病的各类物质，就其来源可分为天然药物、人工合成药物和生物制品药物等几类。在我国习惯上将天然药物称为中草药，其实中药、草药和天然药物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所谓中药，是指那些曾收载于我国历代诸家本草中，并纳入中医药理论体系、按中医治疗原则使用的药物。它们一般都需要经过炮制以复方的形式用于疾病的防治，很少单独使用。
　　草药（西方国家称植物药），即民间药，是指地区性口碑相传，本草文献中无记载，并未纳入任何医药理论体系，仅按民间经验使用的药物。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医药的误解，把中药纳入植物药管理范畴。
　　中药绝非植物药，不能将中药降低为草药。与中药相比，植物药一无系统理论；二多为单方，偶尔用复方，亦无君臣佐使之说；第三，对症用药，无辨证施治理论指导；第四，只限植物药，无动物药和矿物药；第五，应用生药，无炮制工艺。
　　西方人又将植物药称为天然药物。中药也并不全是天然药物，如密陀僧等几种中药就不是天然的，而是化学合成的。
　　 由此可知，中药、草药以及天然药物是有区别的，不弄清这些概念，就容易将中药新药开发和现代化研究按照天然药物研究思路走，那就失去了中兽医药特色，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兽医药现代化了。
　　方剂是在审因辨证立法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组成原则、配伍关系，规定必要的用量、剂型、煎服方法，选择（由中药材根据临床需要和炮制规范加工而成的）合适的几种中药饮片组合而成。中兽医药的特色体现在方剂(复方)上，这已被上千年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疗效所肯定。“方由法来，法由证出”。中兽医病证决定了中药复方的药物组成。方剂君、臣、佐、使的组成顺序不得随意颠倒和舍弃。但可根据病证特点，调整其药物组成和药物剂量配比及制剂方法等。方剂是中医辨证、治则治法以及用药原则性和灵活性等的具体体现。
　　中成药则是在中兽医药理论指导下，以炮制合格的中药饮片为原料，根据规定处方和标准制成一定剂型，可供临床随证选用的中药制剂。中成药的处方，都是我国历代医家经过千百年来临床验证，总结出来的有效方剂(复方)。虽然其品种众多、剂型复杂，但都有其一定的适应范围。每一种中成药的处方都不是数味药物的偶然并列，也不是同类药效药物的笼统相加，而是按特定病证在中兽医药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配伍原则组成的。处方通过药物的增减、剂量的变化、配伍关系的改变，其效用和适应证也随之而变化。所以每一种中成药都有其特定的适应证。
　　3 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理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药理学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包括病原体）相互作用规律及其作用原理的科学。而现代药理学的定义：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
　　相互作用规律及其作用原理的科学。二者的区别是中药药理学强调在中兽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
　　现代药理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既要研究在药物影响下机体细胞功能如何发生变化；又要研究药物本身在体内的过程，即机体如何对药物进行处理，前者称为药物效应动力学（Pharmacodynamics，PD），简称药效学；后者称为药物代谢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 ，简称药动学。二是尽早引进或应用边缘学科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研究。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同样有此特点。中药药理研究的特色就是如何体现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中药药理研究，突出中医药理论特色将是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中兽药的应用、开发和研究现状
　　1. 中兽药的应用现状
　　随着近几十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的飞速发展，中兽药应用领域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以迅速适应畜牧养殖业高速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的变化：（1）从大家畜（牛马）为主转向中、小畜禽（猪、羊、禽等）以及鸟兽鱼虫等特种经济动物；（2）从个体治疗为主转向群体治疗以及集约化防治；（3）从防治普通病为主转向既防治普通病又防治各种传染病和疑难杂症；（4）从防治疾病为主转向既要防治疾病又要提高生产性能等。随着这些转变和畜禽养殖业的日益兴旺，中兽药从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又重新得到了扩展。兽药行业是养殖业的服务行业，目前国内中兽药占兽药市场份额仅20%左右。据行业统计表明，每只鸡一年的平均兽药使用量约为1.5元，每只生猪每年的平均兽药使用费为5元。国内每年禽用兽药的交易额在180多亿元左右，猪用兽药的交易额在25亿元左右，再加上草食家畜、渔业等兽药合计为200~250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兽药行业的市场容量非常大。
　　然而我国的中兽医药行业的现状是：现有的2586兽药生产厂家中，有2000多家生产各种中兽药制剂4000余种。而现有的大部分国营兽药厂受资金、人才等因素限制，技术、设备更新缓慢，造成产品老化，不能适应现有的市场需求，面临关停并转或勉强维持的局面。根据农业部规定，2005年国内兽药厂将由现在的2586家按5:1的比例缩减，都必须通过GMP认证。
　　 2. 中兽药的开发和研究现状
　　全国各省市虽然年年都有中兽药的新产品或新制剂申报和批准，可是近年来三类以上的新中兽药产品或制剂申报和批准的很少。《中国兽药典》1990年版二部收载中药成方制剂81个；2000年版二部收载成方制剂183个，增加102个；目前正在修订的2005年版《中国兽药典》拟增加的新的中兽药制剂不足20个，可见中兽药新制剂、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明显不够，而且中兽药的剂型没有明显改变，还是传统散剂居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兽药产品的科技含量不够，缺乏中药及其制剂质量的控制方法和评价方法以及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内容等。如此状况，显然不能适应畜牧养殖业的高速发展。
　　目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兽药基础性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为中兽药的新产品和新制剂开发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譬如：
　　 (1)   新型免疫刺激复合物及其佐剂作用的研究（浙江大学，胡松华）：人参皂甙体内外可显著提高奶牛血液和乳中嗜中性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功能；人参总皂甙对猪丹毒疫苗，人参皂甙Rb1对奶牛金黄色葡萄球菌疫苗，人参总皂甙、人参单体皂甙Rb1和Rg1对猪细小病毒（PPV）疫苗有显著的佐剂作用，并且主要增强IgG2免疫反应；人参皂甙和氢氧化铝铝胶混合协同发挥佐剂作用。有关人参皂甙免疫佐剂用途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02110578.2）。
　　(2)  中药成分的免疫增强作用和机理及新型免疫增强剂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胡元亮）：运用免疫学技术，比较了10种中药成分的免疫增强作用。通过临床实验，比较了2个中药成分复方对新城疫苗和兔瘟疫苗的免疫增强效果。结果表明，2方的佐剂作用稍优于油佐剂，低剂量为最佳剂量，基本完成了新型免疫增强剂的研究。
　　 (3) 健脾消食中药对鸭胰腺外分泌的影响及其机理（中国农业大学，许剑琴）：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山楂可促进胰液总量、淀粉酶活性增加，党参可促进蛋白含量、胰淀粉酶、胰脂肪酶活性的升高，具有促进胰腺外分泌和机体消化吸收功能。揭示了中药健脾助消化的药理学机制以及中医脾胃学说中“脾”与现代解剖上“胰腺”的关系。
　　(4)  脏腑经穴磷酸二酯酶同功酶分布与中草药归经研究（北京农学院，陈武）：应用中草药抑制PDE的活性和表达能够有效地提高环核苷酸的水平，从而使第二信使的作用得到放大。抑制PDE的表达是中草药作为其抑制剂的作用机理之一，因此，研究中草药对中国小香猪PDE基因表达的调节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对PDE的选择性抑制剂进行筛选。目前，通过RT-PCR的方法，完成了对中国小香猪心、肝、脾、肺、肾、肌肉、乳腺、卵巢等组织PDE基因表达的测定。正在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的方法，对以上这些组织PDE各基因的表达量进行比较。之后将进一步研究中草药对各种组织PDE基因表达的调节及其归经。
　　 (5)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北京市教委两委资助的重点项目“畜禽清凉冲剂的有效部分及其药理研究”（北京农学院，刘凤华）：研究从增强机体免疫力（细胞免疫、粘膜免疫、特异性免疫）以及促进机体多渠道散热的角度，以多靶点药效学评价理论对清凉冲剂抗高温的效果进行了评价。
　　此外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还有：中草药抗新城疫病毒活性及多靶点作用机理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张秀英）、中药促孕保胎作用的细胞和分子免疫学机制研究（河北农业大学，钟秀会）、苦豆子粕对鸡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杨英）、中药新促孕液防治母畜子宫内膜炎的机理研究（南京农业大学，胡元亮）等。
　　三、中兽医药在无公害养殖，参与国际市场畜产品竞争中的优势
　　1 中药的自身优势与畜禽健康养殖
　　中国是目前世界唯一完整保留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的国家，中兽药是我国传统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中药具有平衡阴阳、祛邪扶正、标本兼治的特点。2003年中药防治SARS的成功实践，使许多眼光敏锐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药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大有作为。当前疫病流行特点是非典型病毒病、细菌病、混合感染、继发感染的情况越来越多，在西药的薄弱领域可充分发挥中兽药的优势。特别是针对畜禽疾病中占主要部分的病毒性传染病，中药具有多方位调节和治疗作用，可提高动物机体的免疫力和抗应激能力。在休药期用中兽药替代西药防治疫病，中长期使用具有低毒副作用，可有效降低体内的药物残留，同时还能促进生产性能发挥，满足日益严格的食品安全需要。
　　所谓畜禽健康养殖是针对我国畜牧业的现状和特点，设计的一种带有以畜为本、动物福利观念的养殖思考与实践。它把现代化畜牧业的四大支柱——遗传育种、动物营养、家畜环境工程以及兽医防疫等最先进的养殖科学技术有机地与满足动物的生理、行为需求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动物与自然和谐、现代化养殖与动物福利发展的自然和社会规律。
　　在我们倡导的畜禽健康养殖中，参照苏联学者Berkman提出的人一般状态分为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和病理状态的理论，现代化畜牧养殖业不仅要保持动物的健康状态，更要追求畜产品的最佳生产状态。因此动物群体的健康层次又可引申为最佳生产状态（人工饲养、无公害养殖）、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应激状态）、亚临床状态（隐性失衡）和临床状态。最佳生产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在工厂化养殖中极力追求的状态，但并非机体的健康状态。因此人类追求的最佳生产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偏性很强的非正常状态，它以牺牲家畜对环境的适应性及抗病能力为代价。在此状态下，家畜易受各种应激及各种疫病的影响，即使达到了高效生产畜产品，也无法保证其原有的优良品质和风味。而健康养殖正是人类考虑到与动物和谐相处，以畜为本，在其最佳心理、生理状态下高效、优质生产畜产品的最佳模式。
　　现代化畜牧业发展20多年来，集约化、工厂化养殖技术日趋完善，每年为市场提供大量的畜产品，不仅丰富繁荣了市场，也为广大农民提供了科技致富的途径，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所有上述成绩的取得无不是以追求最高经济效益、生产效率、降低人们的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为出发点，以牺牲家畜生理和行为需要、禁锢在人为的饲养环境中发展，其结果历经20多年的养殖实践，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有关资料表明：随着国际畜产品贸易技术壁垒不断增高，我国的一些禽类产品由于病原、兽药残留等技术指标超过欧盟及主要进口国日本的控制指标，被拒收、扣留和终止合同甚至封关等。同时欧盟也在大力开发天然植物药，免疫调节剂等绿色环保型天然植物药作为替代产品，在养殖生产中推广。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安全优质绿色畜禽产品生产呼唤天然中兽药产品替代化学药物，呼唤中西结合的畜禽防疫技术模式。弘扬具有民族特色传统中兽医药学，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中兽药，强化中兽药配合疫苗免疫程序的兽医防疫技术模式的稳固性，尽快提高我国控制药物残留的水平，提高我国畜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已是刻不容缓。中兽药的研制开发以及加强中兽医药在畜禽防疫中的作用正是适应于国家政策、国内外绿色畜产品市场需求，应当加速进入实施阶段。
　　2 中兽医药参与畜禽防疫大有可为
　　中医防治体系中“治未病”源于秦汉以前先进的医疗思想，首见于《内经》，是《内经》防治理论的核心。“治未病”的含义可概括为：“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治其未生
　　在疾病未发生之前，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按照传统中兽医药理论，其目的是充分调动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协调机体生理机能，保证健康和生产力的正常发挥。古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譬如，一些抗应激中药添加剂如“清凉散”、“灭呼散”等的研制开发和预防性添加可充分调动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协调机体生理机能保证健康和生产力的正常发挥。
　　3.2 治其未发
　　把握某些条件致病的病原微生物发病特点，先其发时而治。在生产实践中，掌握治疗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防治时机把握准确，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对大肠杆菌引起的疾病，不仅注重发病时的治疗，也要重视病未发这一有利的防治时机。这里所说“治未病”是指在病势将发未发或潜伏期（尚未出现临床症状）进行防治。使正盛邪衰，抵御疾病。
　　3.3 治其未成
　　所谓治其未成是指疾病初发处于轻浅阶段或疾病处于先兆期（萌芽阶段，临床症状初现但不典型）实施的治疗。旨在把握治疗时机，防止病情的加重、遏阻疾病的发展变化，属温病病机中“卫分证”的治疗。《内经》主张：“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救其萌芽”，“卒然逢之，早遏其路。”而卫分证的治疗体现在对温病处于先兆期实施的治疗，使用卫分证代表方剂“银翘散”加减而研制开发的中兽药制剂“灭呼散”可以达到异病同治，早期治疗的良好效果。
　　3.4 治其未传
　　 依据中兽医学理论，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和传变规律，治疗疾病于未传之时。温热病是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邪、戾气所引起的急性热病，它有其发生、发展、变化和传变规律。传染性疾病在中（兽）医学中属于温疫。明代吴又可《温疫论》指出，温疫并非六气所致，而是自然界里一种特殊致病物质——“戾气”引起，并指出温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祖国医学对温热病有两种辨证方法，那就是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和吴鞠通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卫气营血既是对温热病四类证候的概括，又代表着温热病发展过程中轻浅轻重不同的四个阶段。“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指出病邪由卫入气，由气入营，由营入血，标志着邪气步步深入，病情逐渐加重。三焦辨证是以三焦辨温热病的传变，则病始于上焦，次传中焦，终于下焦。其病证，上焦包括肺与心包等证候，中焦包括脾与胃的证候，下焦包括肝与肾的证候。
　　掌握这些规律，一旦对疫病的发生发展以及病原微生物有了确切的判断，即可抓住时机有针对性地实施治疗，防止疾病传变。否则病邪就有可能由表传里，步步深入，造成畜禽较高的死亡率。
　　总之，以《内经》“治未病”未病先防的理论思想，指导中兽药的研制开发和现场应用中，迄今为止，已成功地开发了10多种系列禽用中兽药制剂，基本满足了养禽生产在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指导下预防及治疗传染病的需要，并已推向市场，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中兽医药理论指导下推广应用系列中兽药配套技术，对现场建立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加强兽医防疫的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
　　3 畜禽综合防疫技术应采取中西医药结合模式
　　 现行兽医防疫技术模式主要包括①兽医生物防疫（免疫程序）、②环境控制和③西药防治三个方面。现代畜牧业疫病的发生已不仅是那些可以用疫苗、血清、抗菌素防治的典型的特异性疾病，而且还出现慢性的逐渐加剧的综合性病症、各种病毒与细菌、细菌与细菌混合发生的疾病，这些疾病往往难以诊断，在此情况下，化药、抗菌素等预防量添加造成病原耐药性增加，甚至达到滥用的程度，仍造成很高的发病率、死亡率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其结果是药物残留严重超标，不符合国家无公害畜产品和进口国产品质量要求。在国家出台无公害兽药使用准则、饲料添加剂使用条例等规范后，化药抗菌素的使用被严格限制，中药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低毒副、无有害药残的特点成为替代化药的首选。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并指导生产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中兽药的主动防疫、②环境控制、③兽医生物防疫（免疫程序）、④中草药的早期治疗及⑤中西医结合治疗。其中中兽医学中“治未病”，也就是“以防为主，防重于治”的观念始终指导着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的实施过程。并以此指导中药应用于无公害养殖现场作为切入点进行推广，最终以提高畜禽养殖业的经济效益为目的。
　　在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中，除③兽医生物防疫（免疫程序）未发生变化外，其他几项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变化。在①中兽药的主动防疫中，中兽医学认为畜体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重在平衡阴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重在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但应激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代谢增强，一些代谢产物、废弃物大量生成，已成轻微热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对多种流行病、传染病抵抗力随之降低，引发疫病爆发流行。用中药作为协调机体生理机能抗应激以及对鸡群进行主动药物防治，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倡导“健康养殖”，即只有在机体最佳健康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发挥最佳生产性能，生产最优质的畜产品；同时中长期使用中药，毒副作用小，不产生耐药性，无残留。在生产实践中我们使用抗应激类中兽药以及轻清热解毒类中药对肉鸡在易感日龄前进行有目的的主动预防性投药，可大大提高鸡群的素质和整体防疫水平，降低发病率。在②环境控制中，因地制宜的加强小环境的控制，加强通风换气，带鸡消毒和降低鸡舍内有害病菌的含量，祛环境之邪，强化兽医综合防疫措施。在④中草药的早期治疗中，当温病处于卫分证时，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可化繁就简地进行早期治疗。发病初期温病卫分证选用治疗药“灭呼散”可取得很好得疗效。这与未出现明显的典型症状之前，西医的对症治疗，从而易错过治疗畜禽疾病的最佳时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⑤中西医结合治疗环节中强调确定病原后使用“瘟毒清”、“肠菌清”、“传支散”等系列中药（必要时）配合西药对证治疗。
　　 近年来，我们在按照中兽医理论指导开发的系列中兽药，构建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并在绿色优质肉鸡生产过程中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为我国特别是主要肉鸡出口集团形成无公害优质肉鸡生产模式起到了示范作用。既弘扬了我国悠久历史的传统中兽医理论，又为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新中兽药的普及和现场应用找到了切入点，加大了兽医防疫技术模式的深度和力度，大大降低了肉鸡的发病率。通过北京华都肉鸡公司近百万只规模的肉鸡试验，在中西结合畜禽防疫技术模式中，禽用系列产品按推荐的模式配套合理使用，得到如下结论：①在肉鸡饲养全过程中，特别是25日龄至出栏期间添加本系列产品，可全部取代化药，延长饲养期至52天，死亡率降低，鸡群素质良好，生产性能正常，料肉比合理。②安全无药残。兽药连续使用直至出栏，无毒副及不良反应与禁忌，在国家畜禽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检测中，无任何有害药残，可以满足绿色安全优质肉鸡产品的大规模生产。③中兽药产品使用中投入产出比合理，以推荐的阶段式、全程式预防用量添加，可将中兽药成本控制在<0.30元/只鸡，节约兽药成本0.2～0.4元/只鸡。该系列产品的研制与推广应用对我国加入WTO后，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兽药产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引导和推动我国养禽业绿色安全畜禽产品的生产及出口创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许剑琴　中国农业大学　 刘凤华　北京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