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成为掩盖猪病真相
毫无疑问，自下而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对约束各层次的管理者，保障社会运作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相关责任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影响到其终生仕途，重责之下为了自我保护，往往是单位首长的第一安全生产责任人只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此种现象在这两年的猪病问题上可说是从下而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猪病凶猛无比，死猪无数，早已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但上下各级仍然心照不宣，概以“成本说”掩盖真相。数月前笔者出差中南某传统养猪大省，当地某著名晚报头版重要位置消息：“肉联厂近日屠宰生猪已开始改变过去几个月来50-60公斤重中猪为主的情况，开始收到100公斤的大猪，表明猪农已克服饲养成本上涨带来的困难，猪肉供应可望逐步缓和紧张局面……”。这种明目张胆欺骗公众社会的情况并不鲜见。既然没有猪病的“正规报告”，理所当然不必采取相应措施，任由猪病蔓延成为必然结果，误导社会、误导各级政府决策机构。此外，极力鼓吹“成本说”，不但可以将责任推给上帝——他有一只无形的手，猪价高是他造成的。还可以不遗余地积极争取二次分配纳税人的贡献——从各种补帖项目中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
笔者认为，一项重大社会管理制度本来可以发挥其确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功能无限外延，甚至在违反自然法则下强行实施，不但会对各级领导起到“逼良为娼”之效，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凭心而论，如果没有某些“强人所难”的制度约束，相信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在这两年的猪病流行之时会做得更好，更不会为了向上交差而作出诸如“我们保证没有禽流感”之类违反科学的承诺。
2 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也不能做
自06年7月份起，笔者在多个省市奔走呼告，建议各级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拦截交通要道，严控病原在各地转运散播。但即使关系最好的领导层朋友亦只能摇头叹息：你是对的，但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有违法嫌疑。直到07年5月份，严格来说属于外行人士的某媒体记者在广东云浮思劳镇不小心发现了早已是不成秘密的秘密，才让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此时全国各地早已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整个行业只能用体无完肤来形容了。如果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那么多禁区，我们的领导没有那么多敏感的约束，相信举手之劳但却行之有效的病猪禁运措施早已实施，猪病风暴亦不致于如此迅猛席卷全国。
相比之下，令笔者感到反差极大的是，去年10月初，笔者应邀再赴菲律宾作猪病控制之技术讲座，讲完课后才知道，听众席上除了该国各大猪场老板及技术主管外，还有该国农业部的畜牧、兽医、卫检及食品各部门的主管领导，不同国度之官僚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