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热性疾病造成重大损失，已发表的报告表明，高热病由多病因构成，猪瘟、细菌病（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等）、高致病性蓝耳病是主要的原发性元凶，此外圆环病毒、霉菌毒素作用也不可忽视，猪场或区域制订防制策略时应根据本场历史、背景疾病的特点，突出防制重点。
1 猪高热病的历史
我国从建国起到上世纪80年代主要为猪瘟、猪肺疫、猪丹毒，平均死亡率由50年代的2.47%下降到80年代0.54%，以80年代生猪总饲养量计算，猪的此3种病死亡每下降0.1个百分点，即可少死生猪5000多万头。1977年后，全国十五个省又大量暴发“红皮病”，又称“猪无名高热病”， 到80年代中期发病达到高峰[1]。90年代以后，高热病除增加了附红细胞体以外仍以此3种猪病、弓形虫感染为主。2000年以后，随着免疫抑制性病原猪蓝耳病病毒（PRRSV）和猪圆环病毒（PCV）的广泛传播，猪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很大的变化，猪瘟免疫失败，“呼吸道病复合体”（PRDC）成为主要危害，并构成了一种背景疾病，还导致了2006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变异株的出现。
2006年猪高热病疫情六、七月份首先在赣北、皖南发生，较短时间扩散到湘、苏、豫、浙、沪，主要在散养育肥群造成大量死亡。十月份以后在北方和南方规模化猪场发生群发疫情波及到所有日龄的猪群，急性蓝耳病特征明显[2]。2007－2008年疫情减缓，有许多规模化场虽然能检出高致病性蓝耳病变异株，临床表现并不普遍。多病原混合感染是造成大群死亡的原因。大面积流行显示猪场和管理部门病原意识薄弱，诊断水平和重大疫病应变能力不够。重大疫病病原的发病条件、流行病学特征等基础研究缺乏。
2 造成大面积发病死亡原因分析，总体是由于病原控制的失败
病死猪处理缺少有效监管，已成为病原扩散的主因。在防疫政策上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免疫，将建立坚强的免疫屏障作为防制根本，无名高热的大范围扩散凸现出我国病原控制环节的薄弱。据了解，成猪发病后养殖户往往立即采取急宰手段，或直接请小刀手放血宰杀致使病原难以有效控制。在屠宰场外农业主管部门没有管理权限，需交管、公安、工商联合执法。由于各类执法部门较多，且之间有法律空隙，只有政府出面协调，各部门联动管理才是高效避害的举措。常熟市由政府出面，将农业局、与交通局、卫生局、疾控中心（CDC）联合执法，政府安排每村有专人负责检查、处理、统计病死猪，对病原控制甚有成效。此举措非常值得各地借鉴，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有力量协调管理，有效维护和保证地方的养殖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在重大疫病控制中，病原有效控制为根本大计，具有更重要的“釜底抽薪”策略性的意义。
庭院饲养方式（Backyard Breeding）助长了疫病流行。针对全球性防疫动态趋势的日愈严峻，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应由政府率先倡导推动农户进行50头母猪或200头肉猪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对种猪场即使西部地区亦应确保周围3公里无散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已于2006 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鼓励和扶持发展规模化养殖，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畜牧业。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已将发展规模化养殖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长期目标，特别是在人、畜密度大的区域，加速消灭散养在重大疫病控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源血液制品的安全性隐患必须提防。 国外有报道，血浆粉有可能导致猪圆环病毒（PCV）的扩散。我国现有十几家血浆粉、血清粉、全血粉生产企业，产品中对猪瘟、蓝耳病野毒的消灭仍为技术瓶颈，如何加强这些产品的质量检验和安全性控制，国家业务主管部门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动物饲料中使用同源制品本来就是禁忌，若此类产品的安全性存在隐患，那么其危险极易致常使用此类产品的规模化种猪场发生灾难，造成病原复活返强和大面积扩散。
我国兽医业务管理部门整体业务力量的不足和业务水平的薄弱，已难以从根本上适应畜牧业规模化快速发展的服务要求。前几年的体制变革使专业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小，有限人力的主要精力用于应付敏感的重大疫病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上，而对规模化养殖技术领域的引导、预警工作，尚嫌乏力，再加上业务管理部门对专业性新技术新知识等信息的储备、更新不足，所以难以做好服务职能，并得到产业、企业的认可。
对重大疫病的监控和预警报告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政府能否及时真实了解疫情和动向并及时向媒体公布是我国畜牧业能否健康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信息化时代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已使全球无机密可言，产业发展要求和我国加入WTO的国策都迫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3 猪瘟控制核心是免疫
猪瘟控制的核心是免疫，如何使猪群产生均一的高滴度抗体是规模化猪场的难题，对散养户区域性发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至关重要。猪瘟目前有3种疫苗：睾丸细胞苗、淋脾苗、乳兔组织苗，随着最小免疫剂量标准的提高，各类苗均有较好的免疫作用，细胞苗具有品质均一性好、产品质量稳定、价廉的优势，以中牧南京的产品最负盛名，但也有少数厂家对基础种毒的生产代次不按中监所规定控制生产，同时，国内主要猪瘟疫苗生产厂家由于招标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使厂家多无力进行技术革新，研究无血清培养、无应激的高标准的猪瘟细胞苗，有可能帮助厂家走出猪瘟苗生产亏损的困境，改进可产生细胞病变的弱毒株、进一步提高滴度、改进生产工艺也可以考虑，使用细胞苗是我国免疫、净化和最终消灭猪瘟最有力的武器。
目前淋脾苗应用广泛，理论上其免疫效率是细胞苗的五倍，但由于其对产生用清洁级兔的大量需求难以实现，此类苗市场上产品质量差异很大，异源组织也容易导致应激反应。
猪瘟的免疫程序仍以常用的20日龄、60日龄二次免疫最为合理，超前免疫，即0时、50日龄的免疫程序的免疫程序对有慢性猪瘟的发病场有较明显的控制效果，但许多规模化场多年的实践表明，长期0时免疫在管理上很难符合要求，甚至可成为仔猪免疫水平不均一的原因之一。
造成猪瘟免疫抗体水平不均一的原因，有猪蓝耳病的影响因素，也有猪瘟免疫程序问题（如有些猪场使用0时、30日龄、60日龄的程序，值得商榷）、疫苗防疫问题。抗体检测手段也不一致，特别是间接血凝方法检测抗体与ELISA符合率不够高，稳定性也欠佳。疫苗的冷链运输、保存要可靠，并确实注射进肌肉内。冷冻保存的疫苗从冰箱内取出后须在室温一分钟缓冲升温后，再稀释使用，这些都是须重视的细节。
4 蓝耳病的控制要免疫
蓝耳病在高热病的广泛发生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蓝耳病被国外认为是谜一样的疾病，其重组现象非常严重，美国有的猪场同时有5种变异株，我国发病群均为美洲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欧洲型毒株。国外对蓝耳病控制主要用弱毒活疫苗免疫。北美推广发病猪场分离的强毒做野毒活毒自家苗免疫，因为同型毒株感染后三个月可在猪体内消失，通过分群合群、部分分群（total depopulation/repopulation, partial depopulation）、早期隔离断奶（ segregated early weaning）和不断检测淘汰（test-and-removal, and herd closure），可净化阳性群[3,4,5]，本方法在国内有过试验，由于国内疾病背景不一，有些猪场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不值得推广。欧洲和北美许多商品阳性场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主要通过防制圆环病毒感染的20条金规则控制蓝耳病的发生[6]。灭活疫苗被国外公认为免疫价值较低。2007年在全国许多不发病的临床健康猪群中也鉴定有蓝耳病变异株，此现象表明，经过一年多或更长时间的传播，猪群已广泛产生免疫力，2008年未发生大的流行。重大疫病的控制最有力的武器仍然是活疫苗。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2006年分离鉴定的几十个毒株在基因变异上有相似性，提示可能有同一污染来源。在猪用血浆粉中已鉴定出PRRSV、PCV，建议农业部对此类产品列入检测范围，并禁止饲料中使用同源生物产品。
5 细菌病、气喘病与圆环病毒感染不可忽视
细菌性疾病作为原发病流行可导致大面积死亡，美国谷物协会指导北方十二个猪场试验，以控制细菌病的方案防制高热病，十一个猪场取得成功。近年来，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发病率明显降低，而副嗜血杆菌感染成为规模化场最常见的细菌病。本病对青霉素、阿莫西林敏感，早期药物预防效果明显，副猪嗜血杆菌有十二个以上的血清型，我国主要有5、4、13、12、1型等致病血清型，型之间有的有一定交叉抗原型，目前市场上存在4、5型二价灭活苗，免疫母猪效果良好。猪喘气病在呼吸道复合体和高热病中常常起破坏肺免疫屏障的起始作用，猪气喘病168弱毒活疫苗及进口灭活苗均具有使用价值。
6 高热病防制的根本策略是加强管理与执行
猪场的生产效益主要靠管理，疾病控制仍然靠管理，过多地着眼于防病、治病的技术反而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须要“看病不是病”，病在管理中。对于高热病，病原控制是防制的根本，猪场内要尽力、有效地消灭、隔离、限制病原，对规模化猪场对于发病猪有 “五不治”的原则，即：无法治愈的病猪不治；治疗费用高的病猪不治；治疗费时费工的病猪不治；治愈后的经济价值不高的病猪不治；传染性强,危害大的病猪不治。猪场执行“五不治”,猪群的健康状况会明显提高,烈性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医药费用下降,经济效益提高。规模化场即使高热病疫情爆发也要敢于大面积淘汰。猪场的消毒要落到实处，温暖季节要加强通风，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要注意将大病挡在场外。对疫区的卫生监督、防疫检疫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中小养殖场安全。管理的核心是人，人的问题常出在管理者本身。
长期以来，我国畜牧业将硬件建设、免疫、高技术研究为工作重点，而疫病的发生主要决定于病原，疫病的控制依赖于许多基本技术、方法、成果的可靠性，如流行病学调查、病原监测、抗体检测、诊断、疫苗等，病原是否肆虐关键决定于人的管理。培养对产业有责任感和专业水平的管理人和对社会公共责任有参与意识的企业人是现代化畜牧业的基础，当前高风险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并不是现代化，我国建立现代化畜牧业生产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7 现代化畜牧业发展呼唤从政府到养猪人，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实事求是的新的养猪人文
猪病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主宰是文化问题。人类的发展与动物的区别只在于文化的提升，养猪行业作为一个基础务实、勤劳、细心的行业总体上具有一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氛围，与社会上许多暴利市场、垄断市场形成过度张狂、虚假，激进的氛围格格不入。养猪文化是养殖文化或农业文化的分支，是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新时代养猪文化或养猪人文的发展会从具体的行业体现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行业现实是主流权威与媒体合力，以集体性的缺乏职业操守和人文精神，瓦解、打击追求真实、正直的基本伦理，权力意识无休止扩张，而对重大问题又抱着极重难返、俺不负责的超然态度，使充满仁爱、美善、诗情及与自然和谐的崇高的养猪人文境界变得更加摇不可及。甚至许多博士、“海归”以至高科学的名义，将现实性，利益化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视为客观实在和成功标志，使伪科学盛行于世，甚至变成后继者追慕、学习的榜样和时尚，结果使中国市场上的“高新科技产品”多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这样既满足了双方急功近利的渴望，而饮鸩止渴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彻底浇灭养猪人文的真实精神的火焰，使全社会对养猪人文产生信任危机。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实事求是的新的养猪人文：1、养猪产业必须追求当前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从技术、政策、人文上不回避、不掩盖问题和是非。2、不照搬国外，现代化养猪始于欧州，成体系于美国，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养猪文化完全基于现实和功利，典型的例子是，流行的全封闭饲养方式与猪的原始要求背道而驰。3、关注人类健康是养猪人的责任。我们自己喜欢吃什么样的猪肉，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4、推崇科学、细致、脚踏实地、勇于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崇高的养猪精神，不崇拜务虚、耍弄权威和不顾现实的“创新”理论。5、如果不能讲真话，则坚持不讲假话，不玩弄技术游戏，以“创新”理论惑众，影响养猪人舍本求末。6、承担对猪场以外公共空间的道德义务，勇于不欺瞒用户，不与不法商贩勾搭，不坑人。7、保护行业内有真知灼见的独立思考者，不将其边缘化。
养猪现代化与各行各业现代化一样，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养猪文化的第一目标是培养现代化的人：讲求科学，精细的企业文化。第二目标追求人、猪、自然的和谐，人在养猪实践中实现升华，养猪成为实现和谐人生的手段。未来更远的终结目标将使人和猪均回归自然，规模化被节约型和多样化取代，人类进入超越科学和宗教的灵性世界。
8 结语
经过2006年的高热病，多种原因导致我国目前生猪产量大幅度下降，猪肉价格持续保持在对养猪行业能保证基本利润的正常水平，养猪格局自然演化成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散养户大大降低，这对发展我国规模化养猪提供了机遇，使我国高效益、高质量养猪生产的步伐得以加快。“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高热病以巨大的养猪损失揭示和惩罚落后的管理方式，我们应从中接受教训，面对高热病和未来新的重大疫病，科学化、人性化、数字化管理与执行是唯一解决之道，没有简单的一招致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