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猪场拆迁说起
在过去30多年中享受了粗放式增长红利的养猪业，已经陷入发展困境。自2005年以来，关于养猪业需要变革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对于大多数猪场而言，此刻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近年来，珠三角各地已经率先掀起猪场拆迁潮。东莞市自2005年起开始清理养殖业污染，中间由于生猪市场的大幅波动，一度摇摆不定，但2012年5月东莞再度出台“禁猪令”，规定猪场无论大小，以“环保不达标”、“猪舍没有报批”等各种理由遭到清除。2013年东莞通过了《东莞市“十二五”畜禽养殖业污染减排工作方案》，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猪令”，也打破了东莞养猪的最后一点幻想。增城市拆迁猪场的行动来得更加猛烈，从2011年起采用“堵疏结合”的方法整治养猪场，截至2013年8月19日，累计已经清拆养猪场7252家，占总数的99.5%。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城市清拆猪场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在这些猪场清拆行动中，许多养殖户因此付出了惨痛损失，甚至彻底退出了养殖业。“偌大的珠三角，容不下一头猪”的预测，逐渐成为现实，令人无奈。
环保就像是广东养殖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广东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超过1万家，年出栏约2200万头，占全省的60%。这部分猪场约有30%建设了大中型沼气处理设施，办理了排污许可证的更少。对于散户而言，一无政策扶持，二缺资金投入，在环保上更是难有作为。就是说，一旦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大约有70%的猪场难逃被强制拆迁的结局。
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角度讲，地方政府清理“脏、小、散、乱”猪场，要求养猪场迁至土地资源更为宽松的地区，本身无可厚非。只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过于简单而粗暴，虽合乎法规，但止于情理。最起码，当地猪场未申报环评、未通过环评也与环保部门不作为有关，将环保后果完全由养殖户来承担不合理。地方政府应该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积极建立政府与养殖户之间的对话平台，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有必要制定合理的补偿方案。这种一拆了之，不拆罚款，拒拆抓人的执法行为，既寒了人心，也伤了政府公信力。
事实上，广东并非不需要养猪业。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及收入增加等因素驱动，广东猪肉消费需求依然保持增长态势。政府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广东生猪出栏要达到5245万头，标准化规模养殖比例达到90%以上，废弃物资源利用率90%以上。倘若各个地方政府如此卖力地清拆猪场，而非加以引导，未来谁来养猪？猪肉从何而来？
一拆了之实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与健康养殖才是正道。在这一点上，《条例》“以奖促治”的主导方向，更符合生产实际，也更有人情味。
二、十字路口
随着养猪投入加大、生产成本升高、市场风险加剧，加上产业政策频出，散户的生存形势不容乐观，产业结构亦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行业规模化发展加速。据了解，目前中国的生猪需求量每年6.3亿头，其中40%为散户养殖。近几年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迅速，目前基础母猪500头、年出栏一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约有2500余个，约占全国总出栏的10%。而在未来十年内，自繁自养50-50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10000头的规模猪场将是发展主流。预计到2020年左右，存栏5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或养猪企业）年出栏量将达到总出栏量的50%以上。
散户经营日益困难，正在面临彻底出局的危险。养猪业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可以说大局已定。作为畜牧大省的广东，这一步伐走得更快一些。
对于政府而言，怎么引导这一场变革，依然是一大挑战。2008年广东省农业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局联合印发了《广东省生猪生产发展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08~2020年）》，要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发展环境友好、清洁生产、可持续、健康养殖生猪产业，保护水资源与环境，综合利用生猪生产废弃物，污水达标排放。
现在回过头来看，《规划》执行得没有预期中顺利。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地土地资源已经相对紧缺，养猪业一不带来税收，二要给予财政扶持，三是食品安全的风险也高，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受地方政府欢迎的产业，这也产生了来自地方政府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养殖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菜篮子供应有保障，加上养猪业积弊已久，地方政府失去了推进养猪业变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养猪业的转型升级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一些城市明显出现了“盛极而衰”的态势。
准确地说，我省养猪业依然处于转型升级的半途：一方面，新世纪前十年我省已经基本搭建起养猪产业的框架，以《规划》的颁布为标志。另一方面，养猪业面临的环保、土地、成本、产销等矛盾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很多养猪人会有这种感受：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
这种产业过渡时期，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承担更大的协调生猪产业经济的职能，通过行政权力，强化对生猪产业的控制与干预，一些政府主导下的集肉猪养殖、储备、屠宰于一身的大型现代化生猪养殖场因此诞生，一大批“违法、违章、违规”的猪场退出。或者是政府主动加强自己在生猪产业服务、监管等职能，减少对生猪产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去决定谁留下、谁淘汰。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前者，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生猪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有可能最后出现生猪企业的垄断。后者，政府只管该管的，保障生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有利于推动生猪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
最新颁布的《条例》更鼓励用“激励、扶持、引导”为手段，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优化与升级。在这样的问题上，行政权力对养猪业过多的干预，只会激化诸多矛盾，加剧养猪产业的稳定，不利于发展现代养猪业。
三、主动变革
目前养猪产业暴露出的主要问题还是养殖模式、养殖理念落后。为了获取更高的回报，不惜高密度、大规模养殖，粪便、动物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不当，既严重危害生猪健康水平，也造成了土壤、水质污染，妨碍产业综合效益的提高。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越来越严格的产业政策，养殖户只有真正重视起来、寻求改变，才能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我省养猪业转型升级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养猪业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现象。对于整个生猪产业到底怎么走，大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生猪周期性波动剧烈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大量散户退出市场，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随之而来便是土地、环保矛盾日益突出，地方政府因此发起一波又一波清拆猪场行动。实际上，这时候政府、猪场老板、养殖户都明白，散户遍地开花以及欧美模式可能不适合广东。
广东养猪业应该走的道路，即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环保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立足粤港澳市场，开拓东南亚市场，加快建设专业化生猪产业带，积极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定位清晰，科学布局，推进产业升级。”
这中间有两大关键词：适度规模化和标准化。无节制的规模化会带来几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饲料粮如何保障供给？其二，适合超大规模养殖的土地在哪里？其三，高密度养殖导致疫病暴发的风险更大，怎样控制？其四，规模养殖产生的废弃物，如何消化？所以，未来年出栏200~500头生猪的养殖场会更有前景。
为了破解单个养殖场污染治理模式单一、投资大、能耗高、效率低的难题，同时保障猪肉安全，政府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产业化经营，将大量中小规模农户集合起来，提高生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又可以有效解决农牧企业的“用地难”问题。核心是分散饲养，统一标准，集中管理。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政府可以加大对养猪专业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力度，设立市场准入的平台，推进农超对接。
这种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除了养殖模式、养殖理念需要创新之外，还需要主管部门更加重视养猪产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不是针对某个单项的（比如只考虑环保），而是全面改革，涉及资源、环保、育种、饲养、屠宰、流通等内容，为养猪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体制基础。
事实上，地方政府与养殖户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尤其在产业矛盾激化、不同诉求正面碰撞的时候，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共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就成为关乎产业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了。